正文
从政策效果来看，2003～2007年间中国投资与储蓄缺口持续扩大，2007年下半年实体经济开始出现下滑趋势，尤其是出口部门、外向型经济地区的一些涉外企业订单下滑，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倒闭，农民工失业现象加剧。直至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迫使中国及时果断地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转为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重视民生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了4万亿规模的投资计划，才避免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式的冲击。但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4万亿投资计划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之举，这一政策措施会导致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和通胀风险，更有甚者把能耗过高、环境污染、寻租腐败作为理由反对扩大投资。事实上，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仍然坚持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和政策主张，中国实体经济势必持续下滑，由此引发的失业等现象将进一步加剧。由此可以认为，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做出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主流经济学理论逻辑不当和政策主张失误。
那么，为何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政策“药方”并没有发挥效力？甚至引发失业等其他“副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过于倚重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僵化运用甚至照搬照抄，在某种程度上犯下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以致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不够完善，分析逻辑不够科学严谨。在理论框架不完善、分析逻辑不严谨的前提下，又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提出的政策主张想当然化、简单化和条块化，忽视了部分与整体、事物相互联系的根本方法论，开出的“药方”本质上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现了“按下葫芦起了瓢”的问题，根本难以解释、也难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2005~2007年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犹豫不决、反复摇摆，不仅冲击和损害了当时稳定发展的大好形势，也充分证明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亟需真正能够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回归恒等式——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通过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开放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和严谨的分析方法。《回归恒等式》回归富民强国的经济学研究根本宗旨，运用和扩展了凯恩斯储蓄关系恒等式基本原理，采取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法，首次构建了开放的发展中大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框架，推导出宏观经济均衡的基本条件并探究宏观经济失衡的原因，厘清了消费、储蓄、投资、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储蓄率和自身负债能力的宏观投资率高低判断合理标准，重新回归汇率和国际贸易是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贸易双方国民福利的本质。《回归恒等式》化繁为简、视野开阔，逻辑推理严谨，论证细致严密，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统一。
《回归恒等式》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解释、政策主张和政策实践也满足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逻辑自洽性。《回归恒等式》认为，国内储蓄超过投资造成的内部失衡引发了对外贸易高顺差和高额外汇储备的外部失衡，投资储蓄失衡是造成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本认识下，《回归恒等式》最早发现了2005～2007年前后中国同时采取抑制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出口退税率政策之间存在不兼容的窘境，前瞻性地洞悉了中国经济出现储蓄将长期大于投资、过分追求顺差和外汇储备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城市化滞后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三个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均衡是世界经济均衡的基本条件。
《回归恒等式》明确指出，美国回归宏观经济均衡才有可能使世界经济避免危机回归均衡，中国通过扩大投资平衡高储蓄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有助于世界经济均衡，中美等各主要经济体回归均衡是世界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为此，《回归恒等式》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继续加快储蓄真正向国内投资转化，坚持扩大投资是解决宏观经济内外失衡问题、进入良性循环的唯一正确选择。从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政策调整实践来看，《回归恒等式》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一一应验。
二、中国优势：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突破与转换
《回归恒等式》阐述的基本原理和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给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但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仍把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当作中国经济的问题，主张采取控投资、抑出口、促销费、降储蓄等紧缩性政策。于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两个路径的选择：其一是控投资、抑出口、扩消费、降储蓄的经济增长路径；其二是以扩大投资规模平衡高储蓄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增长路径。《中国优势——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进一步发展、深化和完善了宏观经济恒等式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从中国优势、“恐高症”危害和优势突围三个维度比较研究了这两种增长路径，认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问题，反而是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应该充分利用好高储蓄这一难得的独特优势，扩大投资规模与提高投资效率并举，实现中国经济良性均衡的扩展式（放大式）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