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珠三角 | 读商论，像《经济学人》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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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提出，在工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高端制造业至关重要的专门知识和文化一直停留在富裕世界的工厂里，这导致了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财富的差异。但是，1990年后通讯成本开始大跌，这类知识随即更自由地流动起来。西方跨国公司在偏远之地建造了世界级工厂，将自身的生产运营和供应链拆分并外包。

中国是这一过程的重大受益者之一。发达国家的工业知识和珠三角的低工资形成了一个无可匹敌的组合。大量制作精良而大众仍买得起的商品从珠三角的工厂输出，去满足富裕世界看似永无止境的需求。这一效率坐标轴上的另一大受益者是西方的消费者。

如今这一坐标轴的两端似乎都在摇摆。过去十年里，劳动力短缺和最低工资上涨将制造业工资推高了四倍（见图表）。如今中国的工资水平要显著高于东南亚和印度。与此同时，富裕世界经济发展停滞多年，这遏制了它们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长。现在，人们还担心它们对自由贸易的热情也在减退。

这一问题摆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工业出口商面前，但在珠三角最为尖锐。广州的时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三分之一。对此，有强大适应能力的珠三角制造商们做了一个灵巧优雅的转身。它们正将生产部分转移到附近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同时将出口转向中国广大且成长中的内陆市场。“中国2.0已经形成。”沃顿商学院的马歇尔·费希尔（Marshall Fisher）宣称。直至2010年左右，该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工厂（费希尔称之为中国1.0）的盈利模式一直都是劳动力成本套利。工资大幅上升后，许多专家预测珠三角前景黯淡，工厂将集体搬迁至亚洲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然而，费希尔说，该地区的企业却与时俱进，将经营变得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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