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这些书和书里的故事，并不能解日子的辛苦。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承担着家庭的压力，读初中、高中时，每次回家要钱，都是父亲的屈辱日。他常常跑遍整个村子借一两百块钱，高利贷，承诺了秋后或者年前还。每到有村人来要债，父亲和母亲都显得极为不安，小心翼翼地诉说家里的困难，让人家再宽限些时日。更让我难过的是，他们还努力让我和弟弟觉得这没什么。从那时起，我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贫穷和它所带来的屈辱感，那感觉甚至会导向莫名的愤怒。后来再遇见这种时候，我会走掉，不听不看，假装不知道。我心想，儿子不在跟前，他们在债主面前或许会少一点内心的负担。
父亲也有过梦想，特别是摆脱贫穷赢得尊敬的梦想。无奈他生在特殊的年代和穷乡僻壤，他们那代人，在农村没有任何出路，这种郁闷，让他年轻时经常醉酒。他会把偶然在路上遇见的村人拉回家，摆上咸菜就喝两盅，喝到有了醉意，就挥动着手臂诉说一些自己的英雄事迹。酒精成了消解内心苦闷的唯一良药，也渐渐成为损伤他健康的毒药。有一回，他醉酒后半夜骑自行车回来，掉在了沟里，把腿摔断了。父亲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才重新站起来，但那条腿还是留下了老伤，阴天下雨就会酸疼。也许是这次疼痛，让他彻底放弃了跟自我的抗争，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此后的父亲，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轨迹和重心—供我和弟弟读书。
父亲还在为了转正而努力，他和一些同样情况的老师们，三番五次到乡里的进修学校去学习，买回一堆资料来看。可实际上，在这样的农村，是没有真正的学习可言，他们不过是要营造出一种学习的气氛，以支撑自己继续教书，继续相信在一步步向那个目标迈进。然而后来他们真的陆续转正了，那时候，他已经作为民办教师干了快二十年了。不知是旗里还是乡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参加某种考试，合格后，就有可能转正。那一段时间，母亲说他每天都认真学习，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他把握不住，几十年的付出都将付诸东流。幸运的是，他赶上了末班车，终于成了一名正式的乡村教师。
转正后的父亲，有了稳定的工资，那时我读了大学，老弟已经工作，子女基本不再是负担，他似乎终于从一种长年的无望中解脱，感到生活的乐趣。教书不再是为了转正所必需的过程，而是越来越成为他自我身份的某种标志，也是因为生活状况的好转，他们这些乡村教师第一次在乡村获得地位。家长们年节时，会请老师们吃吃饭，有一些当年教过的学生回村，也偶尔拎着东西到家里来看望父亲，这时候，他有了一种教书育人的自豪感。
2008年，父亲告诉我，村里的那间小学被合并，他被调到另一个村的学校去了。我从他平淡的语气里听出潜藏的伤感，但却无法安慰，我自己也陷在童年的学校被撤销的伤感中。从家里到他新任职的学校，大概有近十里路，途中要翻过一座小山。那时候，他有了一台摩托车，便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内蒙北部的冬天，非常冷，风大，常有雪，但他只能这样上下班。这些年，每当我想起父亲，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他骑着摩托车，艰难地行驶在暴风雪中的样子。
最好的秋天
1999年的某个秋日，我和母亲赶着毛驴车从村子后面的玉米地里往回运玉米秸秆。我和母亲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和四爷爷家的老叔坐在炕上喝酒，桌子上摆着一盘咸菜，两个酒盅。一桶散装的白酒已经下去了一半。窗户上的玻璃破了个大洞，塞着一团发黄的报纸，可还是有沙土稀稀落落地吹进来，落在他们面前的咸菜盘子里。
“风把玻璃吹坏了。”父亲说。然后他们接着喝。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喝得那么理智而安静，慢声细语地谈话，我觉察出了这种不同。他们刚刚从林东回来，带回了我的第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内蒙古最差的学校中的一个。我看着那张纸有些厌恶，这和我想要的东西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因此没有丝毫的兴奋。父亲和老叔在谈论着听来的有关这所学校的情况，做出种种不会实现的假设。在此之前，我和父亲有过口头约定，即使被这所学校录取，我也不会去读。他答应了，我带着他借来的钱，走进了复读班。
第二年秋天，我拿到了第二张录取通知书，是大连的一所学校，专业是会计。我内心仍拒绝去读这所大学，但是知道家里已经无力再承担复读的费用，只能带着父亲借来的高利贷去上学。一个月后，我带着被军训晒黑的皮肤回到了家里。我退学了，我不喜欢当会计，那所学校也让我感到压抑，它要求大学生上晚自习。但击溃我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算盘，当班长把哗啦啦响着的算盘发到我手里时，我下定了决心，回去种田吧，我不要当什么劳什子会计。我宁可一辈子扛锄头，也不愿意一辈子打算盘，事实上，我是不甘心，我总觉得自己值一个更好的未来。
“爸，让我回去种地吧？”我在电话里哽咽地说。
父亲在那头沉默着。那时我们家里不可能装电话，村里唯一的电话在乡村医生家里，离我家差不多有半里地。每一次，我必须请求他们去找父母来接电话。我当时无暇想象父亲在村人面前听到儿子要放弃大学回家种田的感受，无暇想象他的沉默中隐藏着多少爱和无奈，我一门心思要回去，回去。
“你在那读得了，在哪儿不是读？
“我不想念了，没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