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用这种方法影响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既能凝聚香港各阶层力量,也能为英国创造和中国讨价还价的战略目标,操作十分高明。
英国人还放弃了之前的高压政策,在港大的创办人卢嘉爵士的倡议下实施了间接管治策略,把利益捆绑当做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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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府输出经济利益(如土地)给本地有声望的太平绅士,要求他们和港英政府合作,协助管理香港。
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港英政府从这时起通过让渡部分经济利益获得本地豪绅的助力。
不过这时候的裙带关系只是小打小闹,毕竟是一个英国人说了算的时代,权力主要掌握在他们手里。
华资财团崛起以后裙带资本主义才在管制真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达到顶峰,这个我们后面会说。
早期的港英政府英国人占据了政府部门所有高级职位,华人基本没啥位置。
对普通华人百姓限制也很多,比如华人无通行证晚间不准出门,不得举行或参加公共集会,高级酒店和私人会所不许进入,山顶一带的鬼佬住宿区也不允许华人居住。
和解放前租界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没啥区别。
在这方面麦理浩也做了改革。
放松管制,开放部分权利给港人,加快推进公务员本地化,以加强港人对殖民政权和本土化发展的认同。
1966年,在146个政府高层职位中(包括司法部门),只有24个职位是由本地人士担任。
1977年,在政务官所谓首长级的337名官员中,本港人士已经占到35.2%,共142人
到了1982年在611名政务官中,本地人占45%,增幅达到81%之多。
不过英国人做这些只是为了安抚人心,并不是真心让渡权力,对华人他们是打心底不信任。
一份1974年香港布政司司长罗弼时(Roberts)送交英国外交部的保密文件就阐述过这个问题。
罗建议将现有的高级官员职位分为两部分。
甲部包括总督、布政司、保安司、政治部主任等,必须由英人出任,且大都需来自英国殖民地公务员队伍。
乙部包括律政司、公务员事务司、财政司、副警务处司等,虽然不一定必须由英人出任,但都应该由英人出任才合适。
如果有华人出任高级职位,涉及到高级机密的文件,要提高阅读权限避免华人接触。
比起英国人最厉害一招分而治之,前面的策略都是小Case。
英帝传统是殖民不下去被迫撤退走之前一定会挖坑,让你们自己打自己。
导致中印战争的麦克马洪线就是英国人的把戏。
后面在印度殖民搞不下去了,临走搞印巴分治,直接带来南亚大屠杀和三次印巴战争。
巴勒斯坦问题又让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陷入无休止的互斗。
离开香港时候自然也没意外。
1967年港英政府为制裁民众暴动制定了《公安条例》,规定示威游行必须香港警察批准。
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用这个条例镇压了无数次工人罢工。
回归之前几个月,规矩突然改了,想暴动示威不用申请,“通知”当局即可。
以前英国政府还有个《社团条例》,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社团勾结境外势力,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宣布违法取缔。
到了92年港英政府突然转性了,宣布解除社团限制,谁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社团。
回归以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以修改的条例为依据,经常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演讲。
英国人统治期间,港督手握立法,行政,驻军权力,拥有无上权威。
到了临回归,却开始大发善心,把行政权放到政务司,立法权放到独立于港府的立法会,开始分散权力。
分散权力以后,安插在公务员系统的反对势力就可以起作用,现在特首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那是千难万难。
说起反对势力,公开解密文件讲英国人走前在香港搞了个5万人白名单,这批人都是效忠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他们每人拿到一个密码,拿着密码可以在任一英领馆入籍。
名单上很多人在香港公务员系统,他们是反对势力的重要力量。
大家都知道最近香港破事很多,黄尸上街,集会不断,港府不作为。
除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个诱因,很大程度得归咎于英国人走之前埋的雷。
我们前面说港英政府因为六七暴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出于私心,但结果还是不错的。
普通工薪收入待遇有了很大提高,当时的香港全社会弥漫着“星期一到星期七多劳多得”的积极气氛。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实业起家的家族也随之崛起,代表人物是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以实业起家的家族。
70年代是他们的转型和腾飞之年。
以李超人为例,如果说在六七事件后香港地价暴跌低价购入大批土地储备是他转型地产的起点。
那么70年代随着实业兴起的股市就是他转型地产道路上的助推器。
1972年,香港已经有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四家(1986年合并成联交所)。
四家竞争使得上市门槛大大降低,大量华资地产旗舰公司都在这一年集中上市 (9月8日郭得胜的新鸿基,11月1日李嘉诚的长江实业,11月6日李兆基的永泰建业,11月23日郑裕彤的新世界)。
继霍英东开创了分层出售,分期付款卖楼花的销售革命以后,募资便利的股市给了华资地产商强大的资金支持。
在强大资金支持下,他们在香港开辟了“逆周期”的玩法。
在经济景气楼市高涨期间,抛售楼盘,兑现利润。
同时在高利润刺激下拉高股价,利用高股价大量募集资金储备巨额现金。
等楼市低迷期的时候,一方面大量吃进土地,另一方面大量收购拥有大量便宜土地储备的非地产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在经济低迷期会变得异常便宜。
拿1972年上市的长江实业来说,它利用72-73年香港大牛市疯狂增发募资,单单73年就发新股募资了5次。
等1975年香港经济进入低迷期,开始大量收购土地。
1981年香港经济新一轮高潮又来了,长江实业在这一年兑现利润14亿,是1972年的32倍,要知道1972年长实利润仅仅是4375万。
随着华商经济地位的提高,谋求政治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加上港英政府思路转变为间接管治政策,这给崛起的华商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红利。
金钱和权力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各方压力下,港英政府逐步放开了港人参政渠道,从一些行业选举推举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加入立法会和区议会。
在这个背景下,一直被打压的华商财团开始崛起,以资本化手段开始获得话语权。
华人财团开始挑战英资财团的垄断地位,最有代表性的是包玉刚和李嘉诚携手汇丰收购了怡和洋行旗下的九龙仓和英资四大洋行之一的和记黄埔。
当时这些华商和大陆关系也非常密切。
邓公复出的时候,李超人在港商中带头表示拥护。
1978年国庆还受邀访问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后面的许多大陆投资也是这时候埋下的伏笔。
后面英国人耍阴招在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前吓得香港百姓大移民,也是通过这批华商安抚的。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权力交接已是必然,声明确定交接时间以后,英资随着英国政府退出香港,华资趁势接管了香港,成为后面十几年香港经济社会的主旋律。
为了让香港人安心,回归的时候大陆有个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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