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相较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偏低，导致消费率偏低。文章详细分析了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包括消费倾向、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环节的收入等。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居民并非'有钱不愿花'，而是大多数居民仍是有消费意愿但缺少消费能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二次分配环节的收入调节作用，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和消费倾向。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消费倾向偏低是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相比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偏低，导致消费率偏低。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包括消费倾向、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环节的收入等。
关键观点2: 中国居民并非'有钱不愿花'，而是大多数居民有消费意愿但缺少消费能力。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低，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仍然偏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率和消费倾向。
关键观点3: 完善二次分配环节的收入调节作用，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
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提高个税和财产税等方式完善二次分配环节的收入调节，可以在居民部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消费率。
正文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如今被寄予厚望。然而，我国居民消费率相较发达国家偏低，那么，是否存在大家“有钱不愿花”的现象？
我们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予以解答。我们选择了有可比数据的38个国家进行居民消费的拆解比较，包括亚洲3国（日本、韩国、土耳其）、欧盟27国、北美3国（美加墨）、中南美洲3国（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非洲1国（南非）、大洋洲1国（新西兰）。其中，哥斯达黎加、新西兰的数据更新至2021年，罗马尼亚的数据更新至2020年，其他国家均为2022年数据。本文提到的平均数据，均指上述38个国家的平均数据。
整体来看，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7.2%，比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53.8%）要低16.6个点。
为了研究中国消费率为何偏低，我们将居民消费率拆解为六个因素。根据公式“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消费倾向*居民收入比重”，影响消费率的第一个因素是消费倾向（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另外是五个收入因素，包括初次分配环节的劳动报酬、营业盈余、财产净收入，以及二次分配环节的居民缴纳所得税和财产税、除纳税外的转移净收入。我们且据此逐个进行国际比较。
消费倾向比居民收入影响更大
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主要是消费倾向偏低。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2%，而38个国家的平均值为92.3%，最低值是卢森堡的82.1%。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比平均水平要低30个百分点左右，比38个国家最低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与我国地理和文化相近的日韩，消费倾向在88%左右；与我国人均GDP水平接近（1万美元上下）的5个国家（包括土耳其、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消费倾向没有低于90%的。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的影响较大。
在2021年之前，我国房价收入比偏高，家庭需要长期储蓄很大一部分收入才能负担得起住房，这直接影响了当前的消费；购房后要持续还贷，储蓄也不会停。用资金流量表的固定资本形成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可以大致衡量房地产对消费倾向的影响。2020—202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平均20%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购房），而38个国家该比例的平均值为8.3%。如果超出全球平均的部分可以转化为消费，我国消费倾向可以提高11.7个点。但是，2021年以来的这轮房地产下行周期中，虽然居民减少了购房支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从20%降至15.9%），但是增加了预防性储蓄，从房地产市场释放出来的资金并没有进入消费，因而消费倾向没有多少变化。
二是文化传统。
勤俭节约、偏好储蓄的社会氛围也压低了消费倾向，比如与我们文化相近的日韩，2022年消费倾向也比其他国家低4个点左右，但这不足以解释中国消费倾向比日韩低20多个点的差距。
三是社保不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迫使家庭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储蓄，从而降低了当前的消费水平。
四是投资重于消费的发展路径。
消费倾向的反面是储蓄率，通常，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各项经济制度都更偏向于投资和积累，这对应更高的投资率、储蓄率和更低的消费倾向。比如，日韩的消费倾向呈现明显的U型趋势，在工业化前期，经济制度重投资轻消费，消费倾向下降；而在工业化后期，出现了投资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制度变迁，如居民收入提升、休假、社保、消费环境等制度的改善，带来了消费倾向的回升。日韩两国的消费倾向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末降至低点，随后回升。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略高于38国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