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中国古代，皇帝认为自己代表天庭统治世界，其他地位较低的统治者应该通过进贡来承认他的宗主权，以示对其权威的服从。
中国以外的统治者也接受了这种假设，因为屈服的姿态让他们得以通过外交途径进入中国，并为贸易争取了空间。
虽然这一制度早在明朝之前就存在了，但正是明政府坚持通过这一机制来规范引导所有的对外贸易。
朱元璋通过朝贡制度规范引导贸易，和元朝阻止海外贸易具有相同的战略意义。
和忽必烈一样，朱元璋也认为，为了巩固皇权，控制沿海地区人们的往来至关重要。
他认为，不仅要禁止海外贸易，对海外联系的绝对禁止同样是皇权永固的基本条件。
巩固皇权还是增加收入？
朝贡体系对国家收入的贡献非常小，它存在的意义完全是外交层面的。
事实上，明政府支出的外交费用远远超过了它收到的礼物和款项。
然而，海上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逐渐鼓励了一些对外贸易频繁地区的官员，尤其是最南端的广东省，他们考虑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收入。这样做意味着要把对外贸易从朝贡制度中分离出来，而朱元璋曾明令禁止他的后代改变他所确立的基本制度。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围绕能不能把外交和外贸分开，明朝官员已经开始了争论。
广东一位叫吴廷举的官员，是主张外交和外贸分离的主要代表。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不修边幅的人。他同样也是一个值得信赖、治理地方卓有成效的官员。在他主政地方期间，他重振了县域经济，扫除了民间弊病，拒绝了上级索贿，在他职业生涯的头25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广东度过，而且是不断地履新。
而主管朝贡事务的礼部则多次上疏告状，认为广东对朝贡使团限制进口的政策没有得到执行。
16世纪头10年围绕明朝对外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博弈是错综复杂的。一些官员认为只能跟获得授权的朝贡使团进行贸易；另一些官员认为，应该把海上贸易作为国家收入的一个可靠来源，只要外国商人缴纳关税，就应该允许其进港卸货而不论其朝贡地位如何。
所以，
明朝中国政府并非一直对对外贸怀有敌意，而是内部就有观点分歧和政治博弈。
一开始吴廷举开放贸易的观点极具说服力，反方举棋不定。
葡萄牙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达中国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将对这种背景产生重要的影响。
葡萄牙人的到来
葡萄牙人在向东绕过印度洋进入中国南海的途中，遇到的大多是规模较小的国家。因此他们对明帝国这样一个制度如此复杂的国家毫无准备。
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到广州，并没有引起明政府的主意。1517年，葡萄牙人费尔南·佩雷斯（Fernāo Peres）率领由八艘全副武装的船只组成的舰队抵达广东沿海并要求以朝贡的名义登陆。
海道副使不得不将其请求转呈至广州。
但佩雷斯缺乏耐心，他将部分船只开到珠江入海口，以给明政府施压。中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敌意的举动。
最后，他被允许在广州港靠岸停泊，但他依旧悬挂了葡萄牙国旗，并鸣炮致意。
挂国旗和鸣炮都会被明政府认为是敌对行为：一种是对外国主权的不正当主张，另一种则是军事威胁。
佩雷斯因此受到了吴廷举的斥责。吴廷举担心这种高压行为可能会影响当时有关海上贸易的微妙政策环境，不利于实施他所主张的开放海上贸易的政策。佩雷斯对此一无所知，他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并表达了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