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叶炜：从表、状分化看唐人文集中“状”文体的生成

抆血散帙，缉其遗札，得诗、赋、赞、论、表、启、序、颂、铭、诔、志、记凡若干篇，编为五卷，以为集录。[17]

肃宗上元二年（761），玄宗朝中书舍人，“掌诰八年”的孙逖去世，后人编文集二十卷[18]，代宗永泰元年（765），颜真卿为孙逖文集作序：

公凡所著诗、歌、赋、序、策问、赞、碑、志、表、疏、制诰不可胜纪，遭二朝之乱，多有散落。子宿、绛、成等，夙奉过庭之训，咸以文章知名，同时台省乃编次公文集为二十卷，列之于左。[19]

开唐古文运动先河的李华，去世于代宗大历元年（766），不久以后，其子李羔为李华编撰文集。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云：

自监察御史已后所作颂、赋、诗、歌、碑、表、叙、论、志、记、赞、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长子羔，字宗绪。编为二十卷，号中集。[20]

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崔日用去世于玄宗开元十年（722），五十年之后，其孙崔儒请崔祐甫为编撰完成的崔日用文集作序，序称：

公薨五十载，嗣孙起居舍人〔崔〕儒以文事主，便蕃禁闼，追怀前烈，思有以发扬垂裕，奉昭公之文集以请焉，伏览碑、颂、志、论、章、表、赞、序凡五十余首，诗几三百篇。[21]

权德舆曾为其曾叔祖权若讷编辑文集，作于大历十四年（779）或建中元年（780）的集序称：

其余表、笺、启、铭、赞、序、述，合而类之，列为十卷。[22]

德宗贞元五年（789）三月，宰相李泌去世，梁肃死于贞元九年（793），梁肃所撰李泌文集序当在这几年间，序称：

凡诗三百篇，志、表、记、赞、序、议、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独著其目云。[23]

以上诸例可见，直至德宗贞元年间，在唐人集序所反映的唐文分类体系中，作为上行文书的“表”十分常见，而“状”仍然没有出现。作为补充，还可以参考权德舆所撰崔元翰集序，是以罗列篇目的方式体现了当时文体分类状况。尚书比部郎中崔元翰贞元十一年（795）去世，其子整理崔元翰遗作，约三年后请权德舆为之作序。权序云：

其文若干篇，闳茂博厚，菁华缜密，足以希前古而耸后学。记循吏政事，则《房柏卿碣》《孙信州颂》；叙守臣勋烈，则《黎阳城碑》《刘幽求神道碑》；表宗工贤人兆域，则李太师、梁郎中志文；撰门中德善，则贞文、孝文志碣二铭；摅志气以申感慨，则与李都统及二从事书；纂桑门心法，则《大觉禅师碑》；推人情以陈圣德，则《请复尊号表》；铺陈理道，则有制策；藻润王度，则有诏诰。向所叙《诗》《书》《说命》《駉颂》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伦类，有盛名于代。其他诗、赋、赞、论、铭、诔、序、记等，合为三十卷。[24]

权德舆罗列的具体篇章之文体与“其他诗赋”等类别并不重复，按顺序包括碣、颂、碑、志、表、制策、诏诰、诗、赋、赞、论、铭、诔、序、记等。可见，崔元翰文集同样是有“表”而无“状”。

在唐人撰写的集序中，目前所见最早将“状”这一文体单独开列的，是宪宗元和二年（806），亦即德宗朝宰相陆贽去世后的第二年，权德舆为陆贽文集所撰序文：“公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25]。虽然此《别集》南宋已佚[26]，但是集序明确记录十五卷中包括表和状两类。

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集作序：“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表、奏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27]从“赋、赞、箴、戒”开始，元稹以若干文体作为一类加以评价，由此可知，在“启、表、奏状长于直”的叙述中，“奏状”是单独作为一种文体的。这一点也可以得到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卷四一卷目“奏状一”的支持。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被认为是最接近唐本原貌的古抄本[28]。

元稹为白集作序同年，李汉为韩愈集作序，《昌黎先生集序》称“长庆四年（824）冬，先生殁。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29]。其中“表、状五十二”的表述，也清晰表明了表和状的分立。

以上三例可见，宪宗、穆宗之后，在唐人集序中，出现了作为单独文体的“状”。若再往后看，唐末僖宗中和六年（886）崔致远《〈桂苑笔耕〉序》“其诗、赋、及表、状等集二十八卷随状奉进”的表述分类清晰[30]，也与《桂苑笔耕集》卷二“表十首”、卷三“状十首”等卷目吻合。当然，从卷目讨论文体分类的角度，还有几个容易引起质疑的例子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张说集》。四库本张说《张燕公集》有卷目，其中卷十五卷目是“疏、状、对策、批答”。“状”是单独列出的。不过，据四库提要，“今旁加搜辑……原集目次错互者，亦诠次更定，仍厘为二十五卷”[31]。也就是说四库本卷目，为清人所改，不足为据。朱玉麒先生认为，《张说之文集》“椒花吟舫本的出现，不仅使朱筠曾藏宋本《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本的真实性得到了证实，同时也在宋刻失散的情况下，为我们保存了《张说之文集》惟一接近宋本原貌的古本珍品”[32]。陈尚君先生认为《张说之文集》的这个版本保存了唐代其文集最初结集时的面貌，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窜[33]。作为接近原貌的版本，椒花吟舫本《张说之文集》卷一五、卷二四、卷二七为“表”，并没有“状”的卷目。文集中唯一一篇以“状”命名的文章《论神兵军大总管功状》收入卷三○《杂著》当中[34]。

二是《张九龄集》。《四部丛刊》本以及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均有卷目，卷一三“表、状”，卷一四与卷一五均为“状并御批”。万曼先生早已指出，“《张九龄集》久已失传，今本均来自于明丘浚序之辑本”[35]。因此，《张九龄集》中以“状”作为卷目，亦非唐集原貌，当为后人所加。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宋之问集》，其卷七之卷目是“表状”，但《宋之问集》宋已无存，今本是明代以后重辑编纂的[36]。

三是《王维集》。目前保留宋本有二，一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一是国家图书馆藏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前者卷七的卷目为“表状露布共二十首”，后者卷三的卷目为“表状”，卷内均收“状”三篇。二宋本孰先孰后，目前尚有争论，二者都无法准确体现唐集编撰时的面貌。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并非每卷都有卷目，有卷目的，卷目之后便是本卷第一首诗或文。别集有卷前目录是写本时代卷轴装的特征[37]，建昌本没有卷前目录，或是刻本时代册页装修改的结果。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共十卷，卷一为赋歌诗赞，卷二、卷三为文，卷四至卷六是诗，卷七、卷八为碑，卷九、卷十又是诗。这样诗文混编的编排方式，与代宗时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诗笔共成十卷”的叙述中所体现先诗后文的文集结构有差异，而“先诗后文”的体例，也正是唐人文集编排的惯例[3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此集编次尤无伦”的批评[39]，就是针对《王摩诘文集》这种不合唐集旧貌的编排方式，蜀刻本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改编本[40]。

四是《杜甫集》。宋二王本《杜工部集》有卷目，其卷二〇之卷目为“策问文状表碑志十四首”，包括《为遗补荐岑参状》等状三首。其实，宋二王本《杜工部集》也难以反映《杜工部集》的唐代面貌。首先，《旧唐书·杜甫传》、《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记载杜甫文集六十卷，可惜这个六十卷本至中唐便已散佚，学者认为能够反映唐集旧貌的是唐人樊晃所编六卷本《杜甫小集》[41]。樊晃主要生活在唐玄宗至代宗时，他虽然知道有六十卷本杜甫集，但却已无法见到了[42]。其次，在北宋二王本之前，苏舜钦曾编纂《杜子美别集》，其《题杜子美别集后》云：“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43]王洙编纂《杜工部集》时也谈到“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次矣”[44]。由此可知，宋二王本《杜工部集》也不能反映唐集原貌。单就二王本卷目而言，有学者提出其卷目存在再次整理甚至据当时正文重新编成的可能[45]。

综上，我们认为，若从唐人集序的角度考察唐人文集初编时文体分类的样貌，是在唐宪宗、穆宗以后，“状”才成为独立的文体而在唐人文集文体分类中得以呈现的。

作为公文的“状”在唐前期出现，并在玄宗开元后期的唐代公文体系中得以明确。不过， “状”作为一类文体在文集中获得独立标明，却是到了七、八十年以后的宪宗、穆宗时期。大致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文集中表、状名称混淆的现象依然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