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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6点下班，最好不要立刻去搭地铁，等15分钟再走，同路竞争的人会少一些；只要能穿过等待的人群，就尽量往地铁的首尾车厢走，那里相对空，人与人的间距可以增加到十几厘米；特定的车站会多下人，在快要到达那些车站前，挤到坐席边等候补缺。不确定哪一站下的人多时，就观察有座乘客的神情和肢体动作，下车前，他们会忍不住抬头看线路图——同样的，快速凑到他们面前准备「补位」。可以买个折叠小马扎放在背包里，没座位的时候就打开坐会儿。尽管许多时候，车厢里并没有能撑开小马扎的空间。
如果实在无座可求，站立也有黄金位置：在公交车上，后门边有个台阶可以坐下。在地铁上，是竖立的扶手杆周围，这杆子可撑、拉、靠，用途灵活。不管是在公交车还是地铁上，贴着墙壁，都比贴着人舒服。
许多个晚上，在大望路坐上回燕郊的公交车前，魏巍会顺路去SKP解手，这是一位通勤打工人的「奢侈」。那里的马桶是智能的，厕纸、一次性坐垫、洗手液和护手霜一应俱全，环境干净，人又少。这是体恤身体，也是慰藉内心。毕竟，在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里，他没有地方方便，更无法逃脱拥挤。
图源剧集《值得爱》
「租过的都不满意，满意的都租不起」
关于通勤，人类有过美好的想象。
19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曾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希望城市节制发展，扩张至一定规模后，转而发展附近的新城，使每座城内的就业和居住平衡分布，居民的工作「就在住宅的步行距离之内」。
一百多年后的21世纪，这个愿景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都市圈中都已落空。
去年的两则新闻提到，有6.4万名「超级通勤者」从纽约三州以外的地区，跨市赶赴曼哈顿工作；东京上班族的每日平均往返通勤时间是95分钟，全球最长。
究竟为何会出现极端通勤？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这是一种「大城市病」，是城市化的附带结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政策、地价的原因，北京的房地产建设不断向郊区推进。在今天看，北京及周边著名的「睡城」都在五环外：天通苑、回龙观各常住约30万人，燕郊常住约60万人。
就业机会的发展则是另一套逻辑。北京的就业区域富有个性，又彼此独立。人们在穿梭的地铁上就能总结其规律：14号线近望京时，背小包的白领多；4号线经北京南站前后时，拎着蛇皮袋的体力劳动者多；接近中关村时，就格子衫、冲锋衣多。国贸附近最精致，很多女孩一边出地铁一边化妆……这些区域间至少相隔十余公里，与「睡城」们更是动辄二十公里以上的距离。
2019年，武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科研机构发文指出，北京居民主要的就业机会大多在四环内的中心城区。同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北京市一半以上的常住人口居住在五环以外。
在大都市里，「住得远」，常常是多方妥协的结果。
依魏巍的预算，租房成本不能高于月收入的30%，在这范围内越低越好。但他也是个对居住品质有要求的人，搬到燕郊前，他租住过十里河、传媒大学和通州北苑等区域，「一环一环搬出去，越搬越远。」就是试图在价格与居住品质间寻求平衡。直到他慢慢发现，这种平衡在北京市内难以获得，「北京的房子就是，租过的都不满意，满意的都租不起。」
他在通州北苑月付3200元租过一个小一居，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造的，装修风格则是90年代的。家具老旧而潦草，淋浴喷头锈得喷不出水来。他当时在一个很体面的单位上班，出差总住设施高级的五星级酒店。回家因此更让人痛苦，「你就发现你的生活是很割裂的，外头的光鲜亮丽都是虚的，回到出租屋，才回到现实。」
后来他搬去了燕郊，这样的割裂不复存在。他和太太月付1300元租了一个70平方米的大一居，朝向、格局、装修都好，家电家具又新又干净。马上，他们预备每个月加500块，搬到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去——在北京四环内，同样条件的房子，月租不会少于八九千块。
这些年，他换了几份工作，收入变得不稳定，是燕郊的低房租让他得以喘息，「就算三四个礼拜接不到活，压力也不会太大。」他懂得的，在大都市圈，要么花钱买距离，要么省钱花时间，两者总要择一。
小闫是坚定选择后者的那类人，也是最资深的极端通勤者。北漂近10年，除了刚开始短暂地住过公司旁边，「上班只要走10分钟。」往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租住在房山，每天花一个半小时左右进城上班。他算过，每年能省出至少两三万的租金。
去年年底，他干脆搬回了老家怀来——老家的房子是自己的，再也不用付租金了，还能陪着太太。要知道，太太一直在老家工作，他们结婚5年，有4年多都是异地分居的状态。他们渴望互相陪伴，即使代价是，他的通勤时间从单程1.5小时增加到了2.5小时。或许是因为常年的长距离通勤锻炼出了他的忍耐力？他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幸运，反正他几乎已经忘记步行就能到公司的滋味。
在朝阳门上班、昌平居住的Bill曾经很不一样。来北京8年，他换了4份工作，搬了6次家，前5次都是家随着工作迁徙。多数时候，他把通勤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内。
最后一次搬家前，他在西二旗上班，女朋友在大钟寺工作，两人折中距离、公司补贴范围，在清河地铁站附近租了一个半地下室的loft，月付5000多块钱。住了两年多，因为地下潮湿，他的鼻炎反复发作。
他开始感到疲惫，想要停止流动，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好一些的环境。他决定买房，但手头的预算有限，「五环内基本不用考虑。」五环外看了一圈，他最终在昌平老县城买下一套商住两用小户型。他的通勤距离飙升到每天往返八九十公里。
做买房的决策时，通勤距离当然曾纳入考量。但没有办法，「你就只有这么一笔钱，只能买这个范围外的房子。」
他想了两种思路来安慰自己：
看房时，他被昌平街上「慢悠悠溜达、慢悠悠说话的大爷大妈们」吸引，他们不像中心城区的人们那样行色匆匆，有一种「不在北京」的松弛感。为了沉浸在这松弛里，他愿意忍耐长距离通勤，「工作会换，但居住是长期的事情，要选择自己内心更向往的环境。」
而且，以前他租住在公司附近时，通勤太便利了，反而容易在办公室久留，不知不觉「自愿加班」。社交圈子里也都是就近居住的同事们。生活与工作缠在一起，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