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罗志田：重返传统——从傅斯年的反思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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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但若生产方式改了，则生活方式必然改；生活方式既改，传统也要大受折磨。中国的生产方式是非改不可的，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时代需要如此，不然的话，便无以自存。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不能不预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

傅斯年的反思同时针对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两种倾向。他认为“本位文化”之说不通，盖“天下事不可有二本”，却又不能仅是一本。一方面必须“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并“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中国为了“自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非改不可。就全盘西化之说而言，他强调传统不会死，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全盘化成别人”。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不能不为传统“彻底的修正”而“预作适应之计”。对一位曾经反传统的读书人来说，这样的转向不仅是从激情走向理性，更多是一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承担，是中国士人传统的再现。

傅斯年（来源：wikipedia.org）

换言之，传统不死，但可以变，甚至必须变。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柏克曾宣称“永远也不要完全地、突然地脱离我们的古代传统”，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没有某种改变的办法，也就没有保全它自身的办法”。从当下国家民族的立场言，为求保全即必须改变，但改变又不可将传统突然推翻。傅斯年的修正方案与柏克相通，旨在“求其适中”。他特别解释说，适中“并不是一半一半揉杂着，乃是两个相反的原则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进步的步骤”。这样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充分体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国语·郑语》） 那可持续发展的古意。

儒家经典本为封建时代书写，却成为郡县时代的指南，是延续两千年的悖论。或因此，儒家提供的理想往往给人以不“适用”的感觉，死板地尊经袭用更会出问题。且儒学不甚看重强化国家实体的力量，无意于也不利于物质基础上的对外竞争，尤其不适合作为动员工具；但是它又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秩序方案，有助于一统之下的长治久安，也能让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有很强的适用性。故不论是异族、异教，往往都可以利用儒家，反过来也被儒家限制。

那么，儒学是如何提供稳定的秩序方案的呢？梁漱溟曾说，若“从儒学本身说，其所重者原在体、在内；而从乎社会需要，却宁在其用的一面，亦即其外面可见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外面可见的一套，亦远较内在修养为便于传习”。在长时间大形势下，儒学“合其时社会需要的那一面 （或那一部分） 会被保留下来，改头换面地去发展，如所谓伦理纲常和某些礼节仪文即是”。他所说的“儒学”偏于狭义，从广义言，儒家从来都重视践履，并一直在“人伦日用”方面发挥规范的作用。

故梁先生指出：“三纲五常的老话，在今天中国早无从谈起——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早经抛弃。”然而“它曾长期地维持着社会秩序，让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在过去两千年起着莫大作用。这一客观事实，谁能否认”？任何事物能存在如此之久，就证明它“有合于社会需要”。中华“民族生命之无比绵长”，正有赖于此。

长期维持秩序，是儒学最主要的效用。以行道于天下为己任的儒生，后来逐渐形成“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两种取向。由于近代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儒家往往被视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它所维系的秩序当然包括朝政，但实践中更侧重社会，故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并非单向维护朝廷。部分因为近代人将传统束之高阁，故对儒学的多重效用视而不见，使其反集权的面相被大大忽略。

传统在近代被排斥，主要是认为它不能致富强。很多年后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据说多少都承儒学之助。反传统的“破四旧” （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曾重创国民经济，而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体量增长到居于世界前列。中外这些成例提示我们，恐怕需要重访传统，得出新的认识。至少要了解传统也曾“有效”，进而探讨其何以“失效”及怎样可以让它继续“有效”。

二、从失效到失范的儒学

儒学在传统中国，可以说“确已体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则依附在整套的社会结构上面”。但随着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解体，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前述儒学的“社会需要”，可能是实际的，也可能是认知的。近代中国不论外竞内竞，生产和生活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儒学在“见之行事”方面的有效性日见减退，而不得不退向“托之空言”以守先待后。更因从新文化运动到此后两次武装革命的作用，儒家的中心价值也逐渐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其结果，“儒家的价值和现代的‘人伦日用’越来越疏远”，而儒学也“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论说 （discourse） ”。唯儒学之长固可以在体不在用、在内不在外，但前提是要有体有用，有内有外。必以“见之行事”的普及为基础，才允许一部分人“托之空言”的提升。若儒学淡出践履，衍化为类似西方学院式的道德学说或宗教哲学而留存于现代社会，则是否能守先待后都很难说。这已不仅是传统“失效”的问题，而是呈现为“失范”的问题了。

除了所谓大的客观历史形势和前述新知识人持续反传统，传统在社会方面“失范”的重要原因，是辛亥鼎革后“民间”的逐步淡出。过去传统的效力本体现在社会的稳定，而此效力的存与否也与社会的稳定相关。费孝通曾指出：“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

如其所言，以礼治为表征的儒学能否长存，实受外在社会需要的影响。儒家文化原来能起社会规范作用，其基础就是有一个士君子和乡人共同维护的“民间”。而近代是一个费孝通所谓“变迁很快的社会”。在城市的压力下，自足的乡土民间社会被严重破坏，曾经的生活秩序难以持续。替代士君子的新知识人从身到心都疏离于乡土，随着他们的离乡，渐被称为“群众”的乡人失去指引，乡村成为一个没有楷模的世界，近于李大钊所说的“地狱”。

士绅群体（来源：thepaper.cn）

文化再产生中断的后果是严峻的。孟子说：“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此“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若是并列句，是一个意思。若转换成因果句，则傅斯年所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或即本此。要提升民德，就要让群众对于学术有爱好心。承担这样责任的人，在中国是历史上的“独行之士”，在西洋是与“世界魔”力战的“学者”。随着“天下”的崩散，“天下士”渐为新“知识人”所取代。而在学术日益专业化的时代，“学者”逐渐疏离于化民成俗的旧任，“躲进小楼成一统”者日多，愿意面向大众而又不单纯迎合大众的选择渐成绝响。

原以士君子和乡人构成的“民间”渐渐名存实亡，甚至连名也不存。传统的礼节仪文仅在少数区域残存，在多数地方则越来越疏远于日常的生活。在后来的新社会中，作为整体的传统已隐而不显，唯在所谓“愚夫愚妇”之中尚大体存留，依稀展现出士人化民成俗的效力。再以后，致力于破除“四旧”的“文化大革命”意在改变人的“灵魂”，其作用是根本的，传统乃随斯文扫地而逝去。继此兴起的“改革开放”明显向外倾斜，实际隐伏着传统的下意识回归。盖对内言，“放”基本就是面向社会。所谓的“给政策”固然多指中央放权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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