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无奈一死酬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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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自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以后，更有一个新的感觉，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将削弱党的力量，与召致党的解体。所以他希望从他本身起，不再搞派系。对于"改组派",更希望从无形的存在，进而为无形的结束。但一切并不能如他的心愿，因西安事变而对于抗战政策的急转直下，因抗战而党的暗潮愈烈，虽然他仍在中枢服务，态度上已经显得很为消极。

抗战初期的淞沪撤退，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出面调停，已启和谈之端。至首都沦陷，武汉危急，战局证明了抗战前途的黯淡，最高国防会议接受调停的决议，如前文所述，更可窥见当局对和战问题的态度。一直至退处重庆，高宗武的所以亟亟奉命试探日政府意见，当时的危疑震撼，也不可言知。汪氏对于抗战，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后，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周于代理宣传部长任内，在汉口时代,已有"艺文研究社"之设立，为对外宣传抗战争取国际同情的机构，他与陶希圣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陶是老改组派，向得汪氏宠信，与周同事以后，朝夕相见，私谊日深，周与汪的发生关系，陶应该是在中间拉拢的主要人物。汪有和平的主张，而当时尚无和平的行动，正式向日本的试探，也显然出之陶与高宗武的主动与促成，但是陈公博那时方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远处成都，事实上对此是一无所知。

汪氏离渝的日期，为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与蒋氏最后之一面，则为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而汪在河内发表艳电，为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蒋氏于九日拒绝了汪氏的和谈建议，他才决心离渝，在离渝之前一星期始去电召陈氏由成都回重庆。当时在汪的私邸谈话，在场的也只有汪氏夫妇与公博三人，汪氏告诉他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战局前途的估计，与当局争议的经过，以及日本谈和的条件。以当时国内外的情势而论，陈氏虽同意汪氏的看法，但认为在对外抗战的时候，内部不宜分裂。为了国家，应该以最大的忍耐来说服当局，迟以有待，俾归于一致。陈氏曾经以爽直坦白的态度，反覆陈辞，而终未得汪氏的首肯。陈璧君当时以公博不同意汪氏的办法，竟至这样说："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那一次的谈话,非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反使陈氏感到很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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