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是种弱女叙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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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历 史上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解决，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放弃这种评判标准，换一个思路呢？

其实，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就是去功利化和多样性。去功利化表现在你可以用 疗效来判断一种药，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判断一部作品。多样性则表现在它经常处在审美、道德、伦理及社会法则彼此碰撞的交叉地带。

“巧言令色”在道德上是绝对负面的，但对语言艺术而言，“巧言”又似乎会成为一种必然，这就是交叉地带。不仅是林奕含的作品，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因为处在这样的地带而备受争议，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争议使一部作品的价值无法被轻易一锤定音，我个人认为这反而是好事。因为我倾向于将文学写作看成一种始终没有完成的状态，如果读者能够始终从这个文本中发现问题，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电影《洛丽塔》

Q2：有评论认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部被过誉的作品，因为相关的社会事件才得到了高度关注和如潮好评，但实际上小说的文学性并不强，他们对林奕含的文笔，尤其是对修辞的大量使用作了批评。你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我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回避社会性，特别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它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在一种绝对的封闭和自洽中完成其自身。但文学创作是否纯粹是为了揭示或者回应社会事件，我认为如果这样定义一部作品，那就是将它完全工具化了。文学艺术一旦失去独立性，就不再能称之为艺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优秀，即在于它的独立，具体说，是表现在创作者个人精神的独立性上。

林奕 含始终在要求一种自主性，或者说，正是这种自主性要求她写作。她之所 以选择将自己的痛苦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很大程度上是信任文学书写这样一种方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遭遇到了极大困难，并且最终也没有能战胜，这也说明了艺术创造自身是有局限的，不是万能的。但作品本身的完成已然足以证明作者具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及足够的创作才华，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一部作品的意义时，不可只从社会这个维度去思考，也同时应该从文本、作者和读者的互动这个角度去理解。

Q3：舆论不乏对房思琪的“恨其不争”，认为她没有奋起反抗，似乎“沉浸”在这个悲剧里，觉得对待这本书的方式，应该是引以为戒，而不应去共情理解。你怎么理解房思琪的行为和心理，以及林奕含为什么这样塑造她？

这里涉 及到一个创作者心理的问题。首先，文学创作在某个角度来说就是“沉浸式”的，作者如果不对她正在书写的这个文本有足够的投入，创作本身无意义。但同时，也必须使用另外一种力量去平衡这种投入，那就是有意识的疏离。作家如果只投入而不疏离，同样会对文本失去控制，写作本身将走向崩溃。

所以，创作者常常是处在这样一种张力之中，他们一边借着写作自我确认，自我强化，自我接纳；同时又在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是自我忏悔。特别是以自身痛苦的经历为素材进行创作，其实在写作过程中，这个素材本身已 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对它的反复凝视，咀嚼，回味，以及必然会产生的复杂纠缠心理，才是推进写作真正的心理动因。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在一种极大的独孤和自由中完成的，独孤是因为你除了自己无所依傍，自由则是因为你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极大的自主权。我认为写作中的作家同时是“上帝”和“罪人”，他必须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上，但同时，他对自己也拥有了创造和赦免的权利。

当然，林奕含的写作的特殊之处也在于，当她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自我救赎的时候，她发现了其中的徒劳。也就是说，她的伤痛无法借着写作抚平，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审美活动，而被性侵的痛苦对女性而言更多的是关乎身体、心理和伦理的，这是一种更直接的痛苦，或许也需要使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解决。正因为审美活动本身是去功利的，暧昧的，很多时候，它做不到那么直接，那么明晰。这也是这位作家悲剧的根源。

电影《嘉年华》

韩松落

作家，出版有《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我父亲的奇想之屋》

Q1：房思琪是一位热爱文学的少女，中文老师诱奸她后，她却“爱”上老师，被美丽的话语迷惑。房思琪的状况可以被说是患了“文艺病”吗？所以我们不能看太多文艺作品，以保证精神健康？这和林奕含想要叩问的，“艺术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是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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