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丨读书应该博还是专，这是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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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长久的讨论中，我们都发现了自身的问题所在： 我很早就意识到，他因其专注而能阐幽发微，而我所追求的广博，如不收敛，最终可能散漫无归——这也是他作为诤友当面提出过的。 只是到了大学之后，他得偿所愿，主攻古典文学，很快声名鹊起，而我误打误撞去读了与自己兴趣完全不相干的专业，术业无专攻，也就愈发顺水漂了。

张晖在大三即出版了《龙榆生先生年谱》

那时读到伯林这段文字，我也感觉那个“想当刺猬的狐狸”就像是我自己： “他无论怎么说，都不曾有个整体之见； 他不是、他根本不是刺猬； 他所见者不是一，而是多，他那苦执困心、逃无可逃、不屈不挠、穿透一切而令他疯狂的清明眼光，看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细微、一个个充满个性的许多事物。 ”

张晖的路径则相反，他是专深多年，直到去香港读博，才感受到转型的痛苦。 那时本来南京大学想挽留他下来编撰《全清词》，但他致力词学多年，愈发看见其窄小，有次和我当面感慨“难怪前人说‘词是小道’”，因而他坚拒了母校挽留，想拓展自我的视野，看到更开阔的世界。 然而此时，他深感痛苦与挫败，因为这个转变远比自己设想的更为艰难。 多年后他和我说，后悔自己少年时过于专深，其实那时应当博涉群书一点——他竟然也变成了一个“想成为狐狸的刺猬”。 当然，和我不同的是，他说到底是认为“成为狐狸，才能更好地成为刺猬”，着眼点毕竟仍在后者。

当他以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我在漫长的追思中，逐渐看清了我们从少年时代以来走过的道路： 如果最初我们都是“ 循性为学 ”，那么后来也都不约而同走向“ 矫性为学 ”，也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秉性与治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意识地去矫正它。 虽然前些年也有朋友忠告我： “经济学是你知识结构中的一大缺口，如果补上，会很有助于你深入观察社会。 ”但这两年我愈发意识到人的精力终究有限，不得不稍稍收缩战线，更聚焦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当然，不同的人对这必定有迥然不同的理解。 据说金庸在北大演讲时，当被问及怎样才能写好小说时，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多读书，要成为一个杂家”，因为他觉得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好看”。 苏珊·桑塔格也从评论家的角度说过： “我的胃口很大，兴趣广泛，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美食家。 就随笔而言，我喜欢写些我钦佩的东西。 我钦佩的东西数量众多，如果它们未被充分写过，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认为我无需在苦行与热切之间做出选择。 ”也就是说，在她看来，“评论”本身类似于西方古典传统中的“博雅”，本身应基于广博的兴趣而生发。

美国作家、评论家桑塔格

这两者确实不必然对立。 宋史前辈邓广铭先生在谈论治学时，也强调“第一就是要博”，然而他所说的博却是指“专业定下来后，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博”——这看起来是“专深”的另一种说法，只是用以反对琐碎割裂的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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