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个名字被写进化学反应里的中国人，一心报国却被当成“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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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

学成回国的黄鸣龙信心满满，希望能有所建树。

他回到了家乡，成为了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化验室的主任，卫生署化学科主任，浙江省医学专科学校药科主任。

他希望能进行中药的研究，或者合成新的药物。

可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实验材料，甚至没有合适的实验室，黄鸣龙根本不可能在药学领域有所作为。

10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过得有些浑浑噩噩。

没办法做实验，不能做研究，连想看一眼最新的期刊都几乎不可能。

1934年，他的二哥得到了公费到德国进修的机会。

得知这个消息的黄鸣龙立刻辞去了身上的职务，又一次去了德国。

由于荒废了太久的专业知识，他已经有些跟不上学校的节奏。

只好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柏林补做有机合成和分析的实验，学习新技术。

上世纪三十年代，甾体化学是有机化学领域的热点课题。

德国的先灵药厂也进入了甾体激素药物的市场，彼时的黄鸣龙，也进入了药厂做研究员。

在那里，他研究了胆甾醇结构的改造，研究了女性激素的合成。

三十年代末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愈发严重，德国的形势极为严峻。

黄鸣龙不可能继续留在德国，再加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他取道英国，回到了国内。

那是1940年，抗战的烽火还在熊熊燃烧，回到国内的黄鸣龙留在了大后方。

他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府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

战争时期的科研条件可想而知，能用于实验的设备和试剂甚至比十多年前更加匮乏。

黄鸣龙选择了山道年作为他的研究材料。

这是一种从菊科植物茼蒿的花中提取的化学物质，在当时被用作驱虫药（最初的“宝塔糖”）。

他经常跑到药房中，买上一大堆驱虫药，将其中的山道年提取出来做研究。

1942年9月，日本侵略者正从滇缅公路向中国的西南地区扑来。

昆明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时常响起的防空警报撕扯着每一个人的心。

▲ 山道年结构式

人们挤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好不容易挨到了黄昏，警报解除，人们才陆陆续续都回到了家中。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防空洞中只剩下黄鸣龙一个人。

他还皱着眉头苦苦思索着白天的实验，思索着那个异常的现象。

天空中已经镶上了闪亮的星星，他仍然挪不动自己的脚步。

忽然之间，他像是被闪电击中，脑子里闪过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构型。

他飞奔回自己在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在灯下奋笔疾书。

当黄鸣龙还在德国的时候，他就和同事一起研究过山道年，想要将山道年中的双烯酮酚反应应用到性激素的合成中。

当时的黄鸣龙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有了别的发现。

他发现了变质山道年有着不同的立体构型，经双烯酮酚反应后，变质山道年的构型会发生变化。

▲ 变质山道年结构之一

有机化学家们对变质山道年进行了探索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构型，只是这三种构型，似乎缺了点什么，相互之间并不能互相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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