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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阿关系急剧升温，中国驻阿大使的级别也被提升为副部级。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后来任中国驻苏大使的刘晓，1967年被派驻地拉那，成为中国首位副部级驻阿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刘振华、中联部副部长刘新权，亦先后出任驻阿大使。曾在瑞典、缅甸当过大使，后来担任过中联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耿飙，也在中阿关系巅峰时期成为驻阿大使。中国驻阿使馆工作人员一度达80余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驻外机构之一。
阿对华关系因多种因素由全面依赖变成彻底决裂
阿尔巴尼亚是东欧地区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阿苏关系断绝后，阿国与东欧其他国家的“兄弟关系”同时变为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原来高度依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阿国经济，立刻陷入全面混乱之中。1960年9月底和1961年初，阿方两位部长会议副主席相继来华，要求中方提供紧急援助，以缓解苏东各国中断对阿支持而造成的巨大困难。
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许多地方出现大面积饥荒，不少省份甚至出现饿死人现象。但是，为了援助“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坚持每年为其提供数十万吨粮食，有时甚至不得不将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从海上直接改运阿国，以解决其“紧急需求”。为帮助阿国实现“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中国帮助阿方建立了许多大型工业项目，如纺织厂、水电站、桥梁、车站、港口同时还承建了许多学校、宾馆、剧院等民生工程。
后来接替霍查成为阿国最高领导人的阿利雅，在回忆录中承认，阿国的工业体系一开始由苏联援助，后来都是中国援助的。在持续15年的时间里，阿“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合作成果更加巨大。中国人帮助阿尔巴尼亚取得了工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经济各主要门类特别是电力、钢铁、化工等的生产能力。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农业现代化特别是机械化也给予了巨大援助”。阿国“工业化的几乎所有主要项目都是在中国的援助下建成的”。“在阿尔巴尼农业合作社和国营企业里，约有两万台拖拉机和数百台联合收割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援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阿方当时向中方提出的援助请求，有些并没有道理，甚至很不理智，但中方从不计较，而是尽最大努力予以满足。譬如，按照阿方要求，中国不但帮助阿建设了高水平的纺织厂，而且花费本国外汇，在国际市场上为阿购买优质棉花，支持其生产，然后再动用自己所剩不多的外汇，买回阿国生产的棉布。中方帮助阿建设了25万千瓦水电站和10万千瓦火电站。而后，阿又请求中国帮助建设50万千瓦水电站，用于电力出口。中国还从摩洛哥进口磷肥原料、从意大利进口氮肥原料，帮助阿方建设化工厂。为帮助阿国扩大出口，解决外汇短缺问题，中国还要大量进口阿国香烟，销往中国市场。为满足阿国民对高品质咖啡的特殊需求，中国自己不产咖啡，竟从巴西进口，然后转运到阿尔巴尼亚，以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据统计，自1954年起至197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恶化，中国总共为阿尔巴尼亚提供了约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按当时阿尔巴尼亚200万人口计算，人均4000多元。中阿友好鼎盛时期，阿尔巴尼亚要什么，中国给什么。阿领导人霍查曾明确表示，他们从来没想过偿还。中国派驻阿尔巴尼亚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最多时达到5000多人。根据双方1968年签署的协议，中国派阿工人最多时达4.6万人，约占当时阿国产业工人总数的38%。那时，北京-地拉那之间每周有多个航班往来。
当时，为了实现党和社会的团结统一，阿方领导人极力夸大外部侵略的危险性。中国为支援阿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动用外汇从意大利购买万吨级货轮，成立完全由中方出资的联运公司，专门运送援阿武器。一艘不够，后来又增购两艘。那时，中国也在“备战备荒”，也在“时刻准备打仗”，战备物资匮乏，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完全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仍坚持多年，为阿大量提供钢筋和水泥。阿方在城乡各地修建了数十万个碉堡，其中绝大部分为半地下作战掩体。这些碉堡地面部分呈锅盖型，设有若干射击孔，钢筋水泥厚度往往达30公分以上。据说，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当年的工程建造者们必须自己钻进掩体，接受炮火攻击试验。如今，这些既无用处又难以拆除的碉堡，星罗棋布地残存在城乡各地，成为一道极其刺眼但无法抹除的特殊风景，其中有些已被杂草掩埋，有些稍加修饰后成了游客观光的景点。
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奠基仪式上，阿尔巴尼亚工业部长致词
阿尔巴尼亚欲壑难填、没有止境的援助请求，最终还是引起了中方的不安和警觉。担任驻阿大使的耿飙发现这些问题后，与当时负责对外经贸事务的李先念副总理等人交换了意见，随后向最高领导人提出相关建议，中国对阿援助逐渐有所改变。但中方做出的必要调整，没有得到阿方的理解，而是招致不满和怨恨。
实际上，中阿关系早就存在裂痕，只是中方没有在意而已。最初，阿方不同意中国以“三七开”方式评价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没有错误。阿方不同意中国对罗马尼亚实行友好政策，认为罗本质上也是修正主义国家。阿方也不赞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认为“红卫兵已经陷入了集体疯狂之中”，不同意中国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更不同意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概念。1969年春，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滑向全面战争的边缘。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年10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就缓解边境地区紧张局势达成谅解。阿方对此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反修不坚决。1971年中美两国开始高层接触，次年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阿方更是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变成了修正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