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初到香港 文坛露峥嵘
初到香港的时候，什么活都干过。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身边的人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发表出来。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让我继续写。我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没有被人家退过稿。
写到后来，有家报馆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过都没有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生活了。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55块钱。我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看见我了就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司马翎，在我任职的那家报馆，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还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
巅峰 与金庸过招，为张彻编剧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十块钱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块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块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它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
有一次我在《明报》上与金庸论战。那时候《明报》已经接近创刊两周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样和金庸对着干，小心他不让你写稿呀。”我想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大把报纸让我写稿。在《明报》两周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查太太在宴会上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我笑嘻嘻地说:“早就来了，就在你后面。”查太太大笑，这个镜头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时我在《明报》上写的是《南明潜龙传》。
和金庸的交往，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永远是他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大人物，那么忙，又有钱。他有学问，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现在返老还童，我回香港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你搬回来住？太好了，你搬回来我就不去英国念书。”结果我真搬回来了，他还是去英国念了博士。我问他:“你怎么又到英国去啦？”他说:“我有说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