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同样，理解改革开放后近40年来经济运行的波动，也需要从制度改革的角度去分析。在1978年之后这一巨大的改革逻辑下，经济增速得到大力提升，但由于改革在各领域和各时间段的推行呈现出“停、缓、急”，这样也就相应地产生经济波动。在某一时段推出某一领域的改革，能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或技术的进步，便会刺激投资，引起经济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释放对经济体的推动作用效用递减，改革红利逐渐消失，经济便转入衰退。
以此作为解释逻辑，我们就会发现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来计算经济周期，中国就经历了整整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第一轮改革经济周期起始于197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结束于1992 年新的一轮改革启动；第二轮改革经济周期是1992 年中国政府开始启动新的一轮改革，到2013年新的一轮改革酝酿。
假若我们运用四阶段法来划分经济周期，其运行规律就是一条正弦曲线，对应的四阶段分别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与制度改革紧密联系起来：繁荣阶段即为制度改革红利释放阶段；衰退阶段即为制度改革红利衰竭阶段；萧条阶段即为启动一轮新的改革出现市场出清的阶段；复苏阶段即为生产要素开始重新配置的阶段。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斯密增长”展开的，即打破制约要素市场流动的约束，扩大市场规模。
改革为何也会周期波动？
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是很难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的，但在面临制度改革红利开始衰退的时候，为何政府仍然愿意选择扩张政策来延续过去的增长模式？为何不愿意选择改革来提升经济的潜在水平？其原因包括两方面：其一，短期需求和供给的刺激见效比较明显，而改革提升潜在增长水平需要中长期才能释放出来；其二，任何的改革都会存在既有利益集团的阻力，他们试图去维系僵化的制度而阻扰改革，政府也就不愿意在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衰退之前，或出现的时候，去启动制度改革。而更愿意在经济回落之初，去选择当时皆大欢喜的政策刺激。至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由于存在滞后效应，很有可能就留给了下一任政府。
这其实也符合历史各国制度改革启动的通常路径，即都是经济运行到一定时候，经济下行压力和各项结构矛盾开始显现，从而倒逼制度改革。
为何会出现改革红利衰竭？首先，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某一时段所做出的制度安排，更多是依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所制定。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将发生变化，客观上要求制度安排也做出相应的变化。其次，与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相关。由于“渐进式”改革是分步进行，而非一步到位，伴随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也随之变化，分步式改革的一些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演化为僵化的制度，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价格双轨制”演变路径就相当典型。
价格双轨制的产生完全是决策者们依据当时中国的特有情况进行的一次改革，在市场化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寻找到了一条过渡价格体制。当时中国不仅总量短缺，而且商品结构短缺更为严重，不可能实行全面市场化，通过短期“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总量和结构矛盾不太现实。而且在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不可能是最佳，甚至产生逆调节。
正是这种放统两难的局面，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实行双轨制价格，寄希望于通过两种价格撞击反射，交叉推进，最后达到理顺价格关系的效果。在实施了价格双轨制后，随着生产活动进一步扩大，此时应该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再次进行价格体制的调整，而不是让价格体制僵化，阻碍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这方面改革一直拖延到1992年才开始启动。
正是因为改革的推进存在“波动”：在改革红利释放、经济维持较高增速的时候，改革的动能不强（高增长也容易让人觉得已有的制度安排很适应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改革推进总是犹犹豫豫，只有在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倒逼改革加快推进。同时，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依靠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因此，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也随之演生，只是与改革“波动”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个滞后期是因为“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
未来如何产生“新周期”？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而言，表现较为靓丽，这应当归功于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反周期操作：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大规模举债刺激基础设施投资；2011年治理政府城投平台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表外举债；2016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规范表外融资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PPP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张。所以，我们看到2017年上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达到21.1%，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8.6%的增速。
依靠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有限度的，首先其规模受限，其次其持续性受限。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政府在不断地治理地方政府的城投平台、表外融资。今年以来PPP在不断地发力，毫无疑问，与政府负债相比，通过PPP项目融资有利于实现政府跨期资金调度，实现财政风险的跨期优化，改善政府收入支出现金流，缓解当期支出压力。与此同时，PPP项目融资可以实现政府债务从表内剥离至表外，增加地方政府现在的负债能力，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未来还是需要政府来偿还，负债的规模越大，出现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也就越大（目前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严格规范PPP项目）。因此，要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必须依靠经济内生增长的力量。
短期而言，尽管海外经济体的复苏带动中国经济的进出口数据还不错，但假若剔除价格指数的变化（出口价格指数由2016年5月份的96.7上升到2017年4月份的106.9），我们很难乐观，会发现过去廉价成本的优势在逐渐丧失，因此，在难以寄希望于外需对中国经济产生新的增长周期的背景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内需来拉动未来的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发展。而从内需的投资需求来看，由于原有增长模式已经带来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高企所带来的怨声载道，要想其来再次引领启动新的周期，可能不太现实。
此外，金融的困局在于过去货币在金融市场“自娱自乐”，而当前在经济“去杠杆”、金融“脱虚就实”之际，又可能面临泥沙俱下，需要警惕冲击复苏基础并不稳固的实体经济。宏观政策维持稳健中性基调，从外部环境来看，美联储加息周期展开以及未来缩表的演进，全球流动性将呈现边际收紧，央行进一步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空间较为有限。
如何突破当前的困境？我们需要看到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8年多的调整，但老百姓的需求仍然很旺盛，只是由于供给侧制度安排的缺陷，让老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例如：房地产限购、汽车摇号、就医难、娱乐难、养老难、升级难等问题突出。这就出现了中国经济所特有的现象，一方面经济面临调整回落的压力，很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老百姓的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强劲的消费需求被抑制或者通过海外来满足。这主要是经济体的商品供给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产生这种不匹配的原因主要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直并不充分，以前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老百姓急切需求的问题进行了改革，随着老百姓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原有制度安排的打破并没有同步跟进，从而便出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和不协调。经济发展历来是供给满足需求或者创造需求，因此，中国经济要走出调整的困境还是倚仗供给侧的改革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
所谓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技术发展使当前的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其二，通过消费的拉动使经济增长由当前倚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升级到倚重消费的增长；第三，通过制度安排的改革，释放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活力，满足老百姓的消费升级需求，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逐步平衡当前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增长模式。
因此，唯有制度安排改革开始推进，才可以说是看到了“新周期”的曙光。
注：该文部分观点源自潘向东著2016年8月出版的《真实繁荣》中第四章《“中国奇迹”下的繁荣如何延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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