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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其将二者其视为具有组织性的学派，不如说是明清史学者们各自对历史语文学（Philology）与历史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继承与发明。而对笔者来说，这场活动的主要启发，在于“内亚”与“华南”双方学者的交锋，
尤其是对不同区域个案间相关课题的跨地区比较所引申的相关讨论。
这场为期两日的会议的开头，分别由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迎胜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赵世瑜两位先生，代表历史语文学与社会经济史进行大会主题发言。
刘迎胜教授以《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中的审音勘同法》为题，系统地阐述了历史语文学对于中原与内亚民族交流史的深刻意义。
赵世瑜教授则以《历史人类学的前瞻及其与历史语文学的对话》为题，提出了历史人类学与历史语文学对话的可能性。
本会议共分八个场次。
第一场次“旗籍、科举与社会流动”
首先以清史研究中的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为开头，发表人通过爬梳清代官方典籍以及地方科举文书，以及结合文献考订、量化统计以及田野考察等多元方法，为本次会议多学科的对话奠下良好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董建中《田⽂镜旗籍考》一文指出，现当代学者无一不沿袭《钦定八旗通志》、《清史列传》与《清史稿》等记载的说法，认为雍正朝名臣田文镜原属汉军正蓝旗，后于雍正五年抬入汉军正黄旗。
然而利用田文镜京察自陈题本，加上《缙绅录》的记载，确认田文镜原隶汉军镶蓝旗，而不是正蓝旗，进而探讨了这一记载错误的可能原因。
文章还发现地方志等对田文镜的旗籍记载反而是正确的，这进一步引发思考：在面对官员旗籍记载歧异时，不能简单认为中央记载就优于地方文献。
上海交通⼤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蒋勤《清代⽯仓阙⽒的科举参与和⽂武之道》利用浙江石仓文书中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中期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除了展开捐监、文科举，以及家族联姻等活动，更是抓住太平天国时期武科举中式率提高的机会，实现“文武并举”转向。
此项研究通过考察文本与田野，试图将科举制在地方社会中的实践，做更为细致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邱源媛《土地、继承与家族：八旗制度影响下的华北地方社会》通过考察遍布畿辅为数甚众的八旗庄园人群，讨论其土地、分家与继承等问题，尝试着分析八旗制度对华北地方社会（包括非旗人社会）所带来的普遍性影响。
清代旗人生活区域广阔，尤其在北方地区，旗人成为当地社会主要人群之一，对地方基层社会、非旗人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忽略。关注八旗制度、旗人群体，或将为清代华北乡村基层社会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从而弥补部分研究空白。
邱源媛文已经修改全文发表于《历史人类学学刊》2017年第15卷第2期，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参看。
第二场次主题为“清朝、内亚与多语档案”。
近年来清代满、蒙、藏文档案的整理、出版与利用工作，获得了长足的推进，也使得长期耕耘多语种历史档案的内亚研究者，得以利用新材料推进内亚史研究的前沿。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研究员道帏·才让加《有关为乾隆皇帝驾崩修善祈福特遣使赴藏熬茶超度档案考述》通过嘉庆四年间三件满蒙藏文合璧皇帝敕书，分析和研究为乾隆皇帝驾崩差使赴藏齐聚僧众诵经祈福及熬茶超度一段重要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罗布藏舒努与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汗国和清朝的关系》利用满、蒙、汉多语种档案文献，考察了准噶尔汗国策妄阿喇布坦之子罗布藏舒努与其异母兄噶尔丹策零之间的政治斗争，并分析了雍正帝遣使土尔扈特希望将罗布藏舒努带回北京，进而利用其与噶尔丹策零相抗衡的战略布局。
乌云毕力格此文全文经过修改，已刊登在《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参考。
第三场次“土地、游牧与地缘政治”，从地方史的细致视角，讨论了游牧社会与土地之间的关联性。
近年来清代内亚史的焦点，多半侧重在国家的权力核心层面，然而本场次的发表人利用蒙、满文历史文献乃至于地方口传记载，充分体现出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交错，可谓颇具新意。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玉海《翁牛特右翼旗献地与木兰围场始置时间考》指出木兰围场始置于康熙年间，作为清朝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在清前中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地界主要献自翁牛特右翼旗和喀喇沁右翼旗。
文中利用清代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对前人研究中所提到的木兰围场始置于康熙二十年和二十三年两种不同观点进行分析，并提出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翁牛特右翼旗献地才是真正木兰围场始置时间的新观点。同时，对翁牛特右翼旗所献地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研究员乌云格日勒《花尚阿与爱兴阿——20世纪初扎鲁特二旗协理台吉与当时的社会》通过梳理民国初年扎鲁特左右翼二旗两名协理台吉的经历，以个案研究形式，探讨环境的变化、政策的转变、时局的动荡，个人的经历如何复杂而多面地交织在一起，进而又如何构成20世纪初蒙旗历史的史实。
除了历史档案中的文献记载外，古代游牧民族常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记忆本民族的历史，而蒙古民间也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