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陪审团审判散记：The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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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完美诠释了“公道自在人心”。

然而Justice System系统给出的“公道”并不是“真相”的同义词，诉讼的过程虽然有一定的forensic分析，能一定程度上再现部分的“真相”，它的目的并不是还原“真相”，而只是基于对于“真相”的有限认知，来给出一个孰是孰非的概率，这个概率就是我们所说的“公道”。

专利律师，看什么问题都有不可抑制的理工科情节，所以这一章，我想来用数学物理模型来描述一下这个横在“真相”和“公道”之间Jury System 。

Justice System其实有三个模块组成：取证，把证据传递给陪审员，和陪审员的判断。用系统图总结如下（A和B表示案子的两个Party）：

1．取证（Discover Evidence）- 采样模块（Sampling Module）

取证，其实是对于 “真相”相关信息的一个采样，取证得到的叫“证据”，“证据”是“真相”的蛛丝马迹。

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绝对的事实，也就是“真相“。然而我们往往无法重建这个绝对的事实。比如一起凶杀案，我们只知道有人遇害了，但是他究竟怎么死的，除了凶手谁都不知道。但是警察会做Crime Scene的调查，得到比如现场指纹啊，DNA，子弹，弹孔等等，遇害者的亲人朋友也会有些相关信息，比如遇害者同谁有过节等等。这些采样点就是证据，单独的采样点无法告诉我们“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些采样点加在一起，就能拼接出“真相”的某个有一定可信度的版本。

通过采样来重建“真相”的一个缺点就是信息的失真，失真来自两方面，第一是信息丢失，第二是信息扭曲。 比如美国专利诉讼中经常会要确定发明具体是何时做出的问题，真相是发明人肯定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前做出的发明，然而我们能得到的采样点通常非常稀疏，我们会找发明人当初的lab note，有的发明人天天记进度，有的则是想起来就记一笔，想不起来一个月也不写东西，有时候明明发明已经完成，但记的内容不够详细，没法显示权力要求的每个元素在当时的设计里都已经存在了，所以可能明明发明日比专利申请日早了半年呢， 因为采样点缺失，证据不足，可能导致无法证明更早的发明日，只能以申请日为准。

美国诉讼中无比宽泛和漫长的discovery（调查取证）就是帮助双方去收集重要的采样点。这里插一句，很多律师喜欢把discovery摊子铺的很大，以求得到最多的证据，如果有无限的预算来做discovery，那么这么做也没什么错，然而事实是discovery的付出通常是边际效用递减的， 每多砸一百万得到的采样点重要性越来越小 。信号处理理论告诉我们，采样点也不是越多就越能重现“真相”的，关键在于采样点的质量，更何况，我们在乎的并不是还原“真相”本身，而是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

2．把证据传递给陪审团（Presenting Evidence to the Jury）- 传输模块（Transmission Module）

之前介绍的Jury trial的重头戏就是向陪审团传递证据，从opening statement到closing argument，证据以证人证物的形式，在律师的导演下，传输给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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