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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数字技术能那么快地触及金字塔的底层呢？因为数字技术在效能上的迭代是史无前例的。摩尔定律告诉我们，每隔18个月，计算效能会增加一倍；这意味着在信息时代开启半个世纪之后，计算效能已经提升了数亿倍。今天一个iPhone7的计算能力已经是20年前IBM深蓝计算机的2000多倍，而每GB数据存储成本从1万美元降低至0.03美元。
数字技术史无前例的迭代速度意味着被这个技术点亮的各种服务在获得史无前例的平民化和规模化。
数字技术的变革为普惠金融的规模化带来了真实的可能性。
移动互联在深刻地改变金融触达用户的成本和效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结合，也就是信息、算法和算力的结合，在深刻地改变了解用户、甄别风险的成本和效率。区块链带来了不需要信任的信任。
正如19大报告指出的，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这样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你会发现，
因为技术改变了，今天的金融，是不一样的金融。
金融的第一个不一样，是效率与成本的根本变革，让满足碎片化、规模化的金融需求成为可能。
普惠金融中的普，不是在某村建立一个标杆，而是指真正的规模化，而在数字时代之前，我还没有看到可以规模化实现的方式。肯尼亚只用了4年时间就覆盖了1400万移动支付的用户，印度的Paytm在两年多时间新增了2个多亿的移动支付用户。在今天的中国，移动支付不但非常普及，而且非常实惠。在美国这个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收单费率高达3%，而中国的支付费率已经降到了千分之六甚至更低。移动支付也很安全，传统银行卡的资损率是万分之二，我们是百万分之几的水平。既普且惠且安全且好用，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数亿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数字技术带来的不止是支付的便利，而且是史无前例地积累信用的速度。
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大企业和大工厂这些主动脉，也有如毛细血管般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小的创业者，而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关键障碍就是信用的缺失。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有了数字信用，全国共有超过1000万商家获得了网商银行贷款授信，超过700万小微经营者获得资金支持。前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实体经济中这些海量、碎片化的金融需求，也就是普惠金融的需求，只有通过技术才可能大规模的满足。
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驱动的金融在落后的地方推广得更快。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的金融科技在实践中发展地更快，而在中国，黄益平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得更快。也就是说，
数字技术是最大、最快的普惠。
也因为如此，
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中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优先选择，是一个国家战略。
新金融的第二个不一样，是数字技术正在和线下实体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合，在推广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在重构实体经济，并同时降低数字鸿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数字农村金融。有一位叫范永杰的宁夏大学生，约着几个兄弟一起创业，开了家淘宝店，在线上贷款的支持下，把枸杞卖到了全国，让很多中年大叔获得了幸福感。他的生产经营是线下的，但是销售是线上的，而数字信用的积累，让他得到了金融的支持。有一位叫艾煌兮的湖南平江农民，三天就用手机贷到了款，买了辆三轮跑运输。终于不用去城里打工，可以留下来照顾妈妈了。背后的风控，是网商银行和中和农信合作，由中和农信做线下调查信贷决策和管理，而网商银行提供的人工智能学习能力，帮助中和农信把风控模型区分度
（也叫KS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