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其次，我们看看竞争性假说或替代性解释的检验或处理是怎样开展的？很简单的，稍微看一下是不是如此简单？！
为确保研究结果能更可靠地归因于文化距离，本研究进一步评估了两个潜在混淆因素的影响：政治排斥与群体间的外生性收入差异。
政治排斥
在本研究的数据集中，特定族裔内部文化距离的变化，可能源于该族裔群体进入或退出权力核心。若一个族裔群体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其与政府的文化距离便会相应增大。此时，该群体既可能因文化距离的拉大而选择反叛，也可能仅仅是对丧失权力的直接反应。例如，假设一位立场激进的族裔领袖被逐出政府，而其所属族裔为夺回失去的权位而发动叛乱。
诚然，此类权力变更会体现在新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选择偏好上；若被排挤的领袖确因不满新政策而反叛，则本文提出的文化解释视角依然具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文化因素在此过程中并未发挥实际作用，冲突的爆发完全归因于被排挤领袖的激进特质。
为检验此可能性，本研究设定了多种假设情景，在这些情景中，冲突行为分别受到“群体是否掌权”、“族裔在执政联盟中的地位”、“是否曾失去权力”、“是否曾失去政府高层职位”或“在权力等级中是否被降级”等因素的影响。随后，本研究分别将语言距离与这些潜在的政治排斥因素进行“赛马检验”（horse-race test），以评估在控制了领导人权力更迭等因素后，文化距离对冲突是否仍具有独立的解释力。
表2报告了相关结果。正如预期，这些政治排斥指标通常与族裔的冲突行为直接相关：例如，一个族裔在失去权力（第2列）或在权力等级中地位下降（第6列）后，其发动叛乱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在纳入这些控制变量后，语言距离的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这表明政治排斥确实是本研究发现的部分效应的来源之一。尽管如此，语言距离的系数在量级上依然可观且统计上保持显著，这意味着文化距离的效应独立于（或超越了）族裔领袖是否被排斥出权力中心这一因素。
收入差异
另一个可能干扰本研究结果识别的因素是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若收入差距与语言距离存在系统性关联，则本研究的估计结果可能混杂了经济不满和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影响——现有文献已指出这些因素与本研究情境下的冲突相关联 。为排除此潜在干扰，本研究采用了文献中已有的两项衡量群体间外生性收入差异的指标：作物生长期内降雨量的差异以及油田分布的差异。
本研究将收入差距指标分解为两个连续变量：其一衡量潜在反叛群体相对于掌权群体更为富裕的情形，其二则衡量其更为贫困的情形。表3的结果首先再现了Guariso and Rogall (2017)的研究发现，即当潜在反叛群体相对掌权群体更为贫困时，其发动叛乱的可能性更大（第1列和第4列）。然而，研究并未发现，在控制了这些收入差异指标后，语言距离的效应会随之消失（参见第2-3列和第5-6列）。此结果表明，语言距离的效应与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效应是相互独立的。
3️⃣最后，我们就看看这篇AER如何做工具变量回归的，包括如何找IV并说服读者相信她的IV是非常合理的。这对于我们的写作也至关重要。
前述实证策略中一个尚需解决的潜在问题是，文化距离的衡量指标可能与冲突的发生之间存在内生性。若存在某些遗漏变量，其既能影响特定族裔群体间爆发冲突的概率，又能影响它们之间的语言距离，那么前文采用的OLS估计结果便可能存在偏差。历史冲突便是一个例证。族裔群体间的历史积怨不仅可能塑造了它们当前的语言距离，亦可能直接作用于当下的冲突动态。例如，由于历史冲突可能导致族裔内部语言构成的变迁（鉴于并非所有族裔成员都使用单一语言），这便为内生性问题提供了又一潜在渠道，即历史冲突可能通过改变某一语言在族裔内部的相对地位来影响测量的语言距离。
不妨考虑以下假设性案例。以乌干达的两个族裔群体为例：北方人（Northerners）与巴干达人（Baganda）。数据显示，89%的北方人群体成员说特索语（Teso），6%说兰戈语（Lango），5%说阿乔利语（Acholi）；而所有巴干达人群体成员均说甘达语（Ganda）。
假设在本文研究时段之前，北方人与巴干达人之间已存在长期的冲突与竞争历史。这些历史冲突可能已对其各自的语言构成产生影响，进而扩大或缩小了两者间的（平均）语言距离。例如，巴干达族裔内部原可能存在使用其他语言的亚群体，但与北方人的冲突可能导致了这些语言亚群体的消亡。
若这段冲突历史加剧了这些群体在当前发生冲突的风险，那么一旦北方人掌握政府权力，由于历史积怨，则可能观察到巴干达人针对北方人掌权的政府发动叛乱的现象；倘若双方的语言距离亦如前述般受到历史敌对关系之塑造，则OLS估计系数将因内生性问题而产生偏差。
这种潜在偏差的方向事前难以确定。例如，假设两个族裔间的历史冲突与当前冲突的爆发概率正相关。那么，一段充满暴力的历史，一方面可能直接催化当下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缩小了两个族裔间的语言距离（例如，通过种族清洗消除了语言上较为疏远的亚群体）。若如此，则语言距离对冲突影响的关键估计系数便会向下偏误。反之，若历史冲突通过强化语言隔阂或族裔边界反而扩大了语言距离，则估计系数会向上偏误。
工具变量的构建
为应对文化距离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选用非洲历史上一次独特的自然实验——班图扩张（Bantu expansion）——作为工具变量。大约5000年前，一次气候冲击导致中非地区热带雨林的暂时性退缩。具体而言，季风季节性的增强、几内亚湾海面温度的降低以及降雨量的减少，共同促成了稀树草原廊道的出现。待气候危机消退，这些新兴的稀树草原环境再度被热带雨林所取代。
考古学、人类学及语言学证据表明，这片先前几乎无法穿越的热带雨林部分区域的暂时贯通，极大地促进了原居于喀麦隆地区的班图语族先民向非洲次大陆的广泛迁徙与扩散（相关跨学科文献综述参见 Bostoen, Grollemund, and Muluwa 2013；Bostoen et al. 2015）。关于班图人开始迁徙的确切动因，学界仍有较多讨论。一种假说认为，气候驱动下森林的开放，使得猎人得以接触到原先被隔绝于森林深处、后突然变得易于获取的“原始”动物种群。然而，学术界普遍认为，班图人的迁徙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生的气候事件所塑造的，这一点已基本成为共识。
这次大规模的史前迁徙与当代族裔群体间的文化距离究竟有何关联？班图扩张被认为是全新世晚期非洲大陆在语言、文化及人口格局方面最为重要的塑造过程之一。班图农耕者从其位于今喀麦隆西北部的故地逐步向外拓展，在传播其语言与文化的过程中，或同化、或取代了其迁徙路线上原有的狩猎采集居民，如俾格米人（Pygmy）与科伊桑人（Khoisan）。
时至今日，约三分之一的非洲人口能流利使用班图语系中（现存约500种）的至少一种语言。关键在于，班图人的迁徙与定居并非遍及非洲大陆的每个角落——这正是本研究工具变量设计的核心逻辑。在当今非洲各国境内，部分区域曾是班图扩张的途经之地，而另一些区域则未受其直接影响。至今依然存在的、在文化与语言上独树一帜的非班图族群（如中非的俾格米人、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及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等）便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明证。
基于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工具变量来衡量族裔群体间的文化距离。其逻辑在于：若某族群的先祖故地在历史上高度暴露于班图迁徙路线并深受班图文化影响，那么该族群与那些未受此影响的族群之间，应呈现出较大的文化距离。反之，若两族群在班图扩张历史中的暴露程度相似（无论高低），则它们之间的文化应更为接近，因为它们或共同承袭了班图文化，或共同保留了各自的本土文化。
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取值介于0到1之间的“班图指数”（Bantu index），用以量化特定族群的先祖故地在历史上受到班图扩张路线波及的程度。进而，本研究采用任意两族群间此“班图指数”的绝对差值，作为其文化距离的工具变量。该指数的地理空间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策略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主模型方程（3）进行估计。第一阶段的回归旨在估计潜在反叛族群与政府之间“班图指数”的差异（BDrct）对两者间语言距离（LDrct）的影响：
LDrct=λct+ζrc+θrct+βBDrct+γ′Grct+urct
(5)
分析样本限定于历史上曾有班图语族迁入、且其主要语言根据Guthrie语言分类法被划为班图语系的1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具体国家列表参见图2注释）。关于此子样本（共涉及104个族裔群体，观测值为N = 4,027）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详见补充附录表C-3。
现在是不是差不多掌握了标题中列举的这些计量方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