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来，自隋唐以来人们习惯将
刑部、大理寺、御史台
（明清两朝为都察院）称为“三法司”，即行使司法权、对案件进行定罪量刑的专门机构。但在明朝“厂卫司法”之下，厂卫往往不经三法司迳行审判，所谓“旨从内降”，即厂卫审判之后直接向皇帝请旨定罪了，或者在移送三法司审判时附加“参语”或“按语”（即定罪判刑的意见），三法司慑于厂卫之权，往往遵照“参语”或“按语”拟定罪刑，不敢有丝毫改动。嘉靖时刑部侍郎何孟春曾感叹：
“刑部尚有何人能少易抚司（指锦衣卫北镇抚司）之按语乎？”
厂卫都是专制皇权的附属产品。当皇权暂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权势也会减弱。例如明孝宗认为“吾独与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有意抑制厂卫，因而“缇骑（指锦衣卫）遂自敛不敢有所为。”明神宗长期不理朝政，“亦无意刻核，刑罚用稀，厂卫狱中至生青草。”但总的来看，厂卫的权势是不断增大的，而且越到明末，厂卫的腐败滥权越为严重，越深受时人痛恨。清初时有“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的说法，虽然偏颇，但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厂卫的强烈不满。明朝皇帝其实也知道厂卫为众人所恨，但这正是皇帝所追求的效果，他们重用厂卫，目的不在于办理多少案件、解决多少问题，而是借此向文武百官及普通百姓显示权威，通过制造人人自危的气氛，维持一种“恐怖的秩序”。
锦衣卫在明朝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但锦衣卫再牛，也不过是皇权专制的工具而已。皇帝不会让锦衣卫一家独大，也要给锦衣卫戴上紧箍咒，在一定范围内制约其权势，确保其不至于脱离皇帝控制。宦官机构东厂与锦衣卫的职能、人员相互交错，就是这种制约之一。另外还有一种制约，也很牛，那就是——
刑科给事中。
大明王朝5566
明朝时设六科作为政令审核、谏议、监察机构，六科对应六部，每科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六科之间互不统属，相互独立，分别职掌审核诏旨、顾问进谏、参议大政、考核官吏、监察各官署衙门等工作。给事中牛就牛在：
（1）六科是独立的机构，办公地点位于午门外的朝房，属于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近侍机构。
（2）六科给事中的级别不高，但往往可以越级超擢。明朝的六科都给事中为正七品，给事中为从七品，与知县相当，级别不算很高，但一旦升迁，“内则四品京堂，外则三品参政，盖外转以正七得从三，亦仕途之殊荣”，可以连升七级，足见其地位特殊，其他任何官职都不能与其比拟。
（3）给事中有封驳诏旨、驳正奏章的权力，连皇帝下达的诏书都可封还驳回，驳正六部等衙门的奏章更是家常便饭。六科给事中驳正六部奏章称为“科参”，是很严重的事情，“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
（4）给事中是皇帝近臣，可以参议大政，《明史·职官志》云：“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科皆预焉。”六科给事中可以参与商讨军国大事、选用高级官员、裁决重大案件，位居朝廷权力核心。
六科之中，刑科给事中对口刑部监察刑狱，与锦衣卫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给事中也是直接听命皇帝的近侍机构，有资格与锦衣卫分庭抗礼，故皇帝也用给事中来制约锦衣卫。《大明会典》载：
“凡奉旨提取罪犯，本卫（指锦衣卫）从刑科给驾帖，都察院给批，差官前去。”
按此记载，锦衣卫奉旨逮捕捉拿罪犯，需先从司礼监取得“驾帖”，呈送刑科给事中“签发”，再至都察院领取“精微批文”（一种密码防伪文书），才能进行抓捕行动。但从明朝历代实录记载的案例来看，锦衣卫向都察院领取批文的非常少（且均为明孝宗以前），但呈送刑科给事中签发驾帖的例子很多，由此可知，在明朝（尤其是中后期）的司法实务中，锦衣卫抓人主要凭刑科给事中签发的驾帖，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都察院的精微批文。这也反映了六科与都察院的地位差别，锦衣卫根本不把都察院放在眼里，但对同为近侍机构的刑科给事中却不得不让步三分。
所谓的“驾帖”，是皇帝命令的证明文书。皇帝的重要命令需要下发正式诏书，但是有一些相对没那么重要的命令，不用这么麻烦，只需持驾帖就可以执行。驾帖除了用于抓捕人犯之外，还用于锦衣卫执行廷杖、处决死囚等事项。当前学界对驾帖的研究很少，也不知道有没有实物存世，但从驾帖的作用可以推断这是一种表格式的简化文书。锦衣卫在接到抓人的旨意后，派出校尉先到司礼监领取空白的驾帖（根据被捕人员的人数，一人一帖），呈送刑科给事中审核抓捕的事由、人员姓名及身份情况等事项后在空白处签名盖印，该校尉即持驾帖调发卫士执行抓捕。
给事中职掌诏令审核，有封驳（将诏书原稿封还驳回）之权，既然连诏书都可以驳回，那驳回驾帖自然也不成问题。给事中签发驾帖的权力，实际上是封驳权的一种延伸。由于给事中的特殊地位，这种审核签发驾帖的制度对锦衣卫的缉捕权是非常强有力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