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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意见》（财金〔2019〕10号），明确提出切实防控假借PPP名义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份文件列举了要求规范的五种违规行为，包括：存在政府方或政府方出资代表向社会资本回购投资本金、承诺固定回报或保障最低收益的。通过签订阴阳合同，或由政府方或政府方出资代表为项目融资提供各种形式的担保、还款承诺等方式，由政府实际兜底项目投资建设运营风险的。
市场的反应不一。不到两个月，财政部两次发文针对PPP与隐性债务的问题。一位从业人士表示，监管部门不停的发文，恐怕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
但是一位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解释说，此次梳理对于PPP明显是一个利好，这次的通知可以说是10号文的后续。10号文明确了哪些是规范的PPP项目，梳理则是要明确隐性债务与规范项目的界限。市场反应比较负面，是因为担心会出现又一次退库潮。
对PPP可能增加隐性债务的担心，使得相关部门从2017年12月开始，对PPP进行大规模清理整顿。2018年9月公布的数据称，各地累计清理退库项目2148个，涉及投资额2.5万亿元。
近一年来，审计署多次对PPP涉及的隐性债务示警。此次财政部门发文，正是“针对审计部门提出的一些地方PPP项目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刘世坚告诉记者，从2018年金融工作会议到现在，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就是严格控制地方债务，实际的效果是，能做PPP项目的范围缩窄了。“过去几年财政、发改等部门打破城投信仰建立了PPP，比如建立财政和发改项目库，项目纳入预算，从而使得金融机构愿意贷款。财政部清理PPP项目库，就是希望打破这种信仰，建立一种良性的市场机制。”刘世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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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
据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PPP项目管理库入库项目8897个，涉及投资额13万亿元。截至2019年4月，落地示范项目累计910个，投资额2.0万亿元。
这是PPP入市五年的一份成绩单。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财政部发出《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当年11月，《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发布，PPP在强力政策推动下正式落地。
政策设计者预期，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可以帮助地方政府缓解债务压力，打破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垄断，也可让社会资本获得更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如果不能以平等契约主体出现，社会资本很难积极参与其中。这就可能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问题是何谓社会资本？早期的政策文件仅提出“社会资本方不包括本级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公司及其控股国有企业”，这也为此后PPP泛化和明股实债等变形埋下了伏笔。
一家建筑央企的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是在2014年进入PPP行业的，虽然不是最早的，规模却非常大。“在安徽竞标一条市政道路时，当地政府要求各个社会资本递交一份方案，怎么做这条道路，此时就发现地方政府要用PPP模式。虽然安徽这条道路没有中标，但后来在其他省市连续中标了几条道路之后，开始大量地做PPP项目。”
之后财政部成立了PPP中心，建立了项目库和专家库，连续推出了四批示范项目，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的联合推动下，PPP在2017年达到顶峰。海通研报数据显示，2017年央企是PPP项目的承接主力，中标额排名前五央企全年中标额高达2.5万亿，占比达53.2%。八大建筑央企中大部分PPP订单占新签合同比例都在20%以上。
一家国有大行PPP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PPP项目建设期没有收入和利润，金融机构很难判断收益和赢利情况，只能是主体信用融资，国企央企的信用能力远远超过民企，这也就意味着融资以及再融资能力方面国企央企获得成本比民企低很多，其实在金融市场无论是评级还是授信，央企都比民营企业要好要高。
高歌猛进也引发一系列问题。201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PPP融资论坛上，财政部分管PPP的副部长史耀斌提出，PPP在发展中存在风险分配不合理、明股实债、政府变相兜底，重建设轻运营、绩效考核不完善，社会资本融资杠杆倍数过高等泛化异化问题，积累了一些隐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