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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北京西城大栅栏街道的杨梅竹斜街，既有古朴传统的北京四合院，又有现代时尚的文化创意小店；既有从明清延续至今的胡同肌理和街区风貌，又有东西方多元艺术文化元素，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交织融合在这条只有496米的街巷里。
杨梅竹斜街的独特气质源于北京市西城区启动的“大栅栏更新计划”。作为大栅栏街道的一条特色街区，杨梅竹斜街留住历史、致力创新的保护修缮探索创新出历史文化街区城市软性生长的有机更新新模式。但该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者们却有很多“难言之隐”。
“居民拆迁腾退后，这些直管公房的房屋产权无法划到公司名下，就无法实现流转，这些腾退的房屋只能是账面资产。”大栅栏琉璃厂建设指挥部负责人王志忠说，由于直管公房体制机制的障碍，当年杨梅竹斜街项目没有社会资本愿意接入，最终只能由区属国有企业广安控股接受，至今，杨梅竹斜街项目改造投入已近13亿元。”
王志忠说，缺少了国有企业的介入，安徽会馆的腾退就没有杨梅竹斜街这么顺畅。作为北京最大的会馆，安徽会馆素有“京城第一会馆”的美誉，系清朝同治年间，李鸿章兄弟为扩充军事势力而建，占地９０００多平方米。安徽会馆重新修缮的总投资需要１００多亿元，目前尚有缺口２５亿元，虽然几经努力，至今依然没有企业愿意参与。
旧城改造更新，事关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产业提升等方面，资金需求量巨大，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回报机制，社会资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十分单一。
位于东四六条65号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崇礼旧宅同样面临着融资的难题。这座被誉为“东城之冠”的清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的宅邸，三门三院，环以围廊，配置以左右数座跨院，规模宏大、设计严谨完美，居北京明、清官邸之首。由于历史原因，这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院子住进了不少居民，成了一个大杂院。
“只要有10个亿，我们就能把这个‘东城之冠’恢复出本来风貌，让这颗明珠焕发光彩。”东城区东四街道办事处主任荀连忠摆摆手说，“但是钱从哪里来？我们也和社会资金谈过，没有谈成。”
王志忠表示，以大栅栏地区为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复兴工作任务艰巨、周期长、标准高，希望文保资金的投入能够固定住、持续化，也希望通过向民间资本转让产权或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要让旧城焕发生机，关键在于机制体制的创新。”
长期关注北京旧城改造与更新的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如果在短期内，如果无法彻底解决民间资本回报问题，就应该发挥政府的力量，保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的稳定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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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更具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在许多业内专家看来，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正是因为放在了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中理解而显得格外耀眼夺目。打造“金名片”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具有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走近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的乐春坊一号院，曾经日渐凋敝的大杂院经过重新翻建而焕然一新，错落有致的房屋让院落充满生机与活力，富有创意的房间格局让面积有限的房间内处处充满着生活气息。
“我们并不急于让这个项目尽快入市产生经济效益，未来几年，我们还要对周边的院落以此为标杆进行腾退改造。”西城区副区长徐利曾经在什刹海街道工作多年，他对于旧城保护与更新的工作充满感情，更充满激情，“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干出一个项目是一个项目！”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如果按照传统思维去考虑资金平衡，去计算投出产出，这个经济账根本无法算平。”
徐利说，打造“金名片”需要巨大的投入，对此要有明确政治态度和清晰的政策倾向。现在各方的投入还是过于零散和碎片化，甚至可以考虑明确将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在许多业内专家看来，将北京作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提出来，这在历史上没有过。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历史资源是财富，不是包袱。我们曾经视‘财富’为包袱。所以才一方面保护维修抢救，另一方面城市古都风貌的破坏也在加剧。”
著名文物专家、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说，名城保护要更新观念，保护也是发展，恢复北京旧城是更高层次的发展，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他建议把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情况纳入到北京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看来，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甚至应该上升到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高度。“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底蕴。要想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特色，历史文化是最鲜明的标签。”
把历史文化遗产提升至“金名片”的高度至今依然让许多业内人士兴奋不已。从初步认识，到局部探索，再到整体布局，“金名片”的保护正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
也许，读懂“金名片”里的政治经济学，解决了认识的问题，投入问题和融资问题也就不再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