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竞争根源于人的利益追逐，而利益追逐是通过竞争的方式进行的。就竞争行为得以持续的发生而言，应当归功于工业社会健全的规则体系和制度，但是，所有的规范力量都不能够避免矛盾每日每时地发生。事实上，工业社会的矛盾无论在哪个方向上都会无节制地延伸过去，在向人的内在世界延伸的时候，也会表现出矛盾，会表现出
“
自我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宣称为针对其他部分而斗争。”因而，当欲望得以张扬时，顺应潮流要求而突破理性的限制；当强调理性的时候，就极力扼杀欲望。所以，要想让理性与欲望统一起来，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是无法实现的愿望。市场经济在其竞争更为激烈的阶段中，经营策略往往走向对消费者感性直觉的迎合，就一些名牌的塑造来说，更多地是出于消费者的情感需要，让其在购物的过程中去获得购物附加价值。这说明，市场经济在起初是由理性的经济人承载起来的，到了其发展得较为完善的阶段，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产生了差别，消费者不再被当作理性经济人看待了，在一定程度上，经营者也会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走向感性化。虽然这种变化是相当微妙的，却说明当代市场经济与其原初的状态越来越远。
竞争本身倾向于破坏公平竞争，因而会时常地以斗争以及各种各样的冲突的形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说，这个社会在本性上（如果社会有本性的话）就倾向于制造人与物，人与人的分离、对立，一方面是人与人、人与物必须相联系在一起才能构成具有现实性的存在形态；另一方面，分离、对立和冲突又是必然的，人们甚至将此谑为
“刺猬原理”
。辩证法则将此种状态描述为“对立统一”。在时间的序列中，“对立”在起源上可以追溯到差异，而“统一”在结果上则走向了同一。同样，在空间的图景上，从差异到对立和从统一到同一也留下了清晰的逻辑线条。而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工业社会基础性的思维方式——分析性思维所要追求的则是
同一。所以说，
“在整个现代思想中并且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一个辩证的作用与一个不具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相互呼喊和相互呼应：因为现代思想不再朝向差异之从未完成的构成行进，而是朝向相同之总是被完成的揭秘前进。”然而，分析性思维包含着走向自己反面的可能性，“它在表明人是确定的时，关注的是表明那些确定性的基础是处于其根本的界限中的人的同样的存在；它还必定表明经验内容早已是它们自己的条件，思想事先缠绕非思（非思逃避这些条件并且思想总是努力恢复非思）；它表明那个从未与人同时代起源在回撤的同时，又根据逼近的样式而被给出：简言之，它总是关注着去表明他者、遥远如何还是相近和相同。”
实际上，无论是相近还是相同，都重新将人的视线引向了表象而不是表象背后的同一性，朝向表象纵深处的揭秘在回复到表象的时候，再次回观表象的相近和相同，所发现的则是差异。可见，差异相对于分析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都是先验性的存在，无论是分析性思维还是相似性思维，都必须以差异为起点。不同的是，分析性思维从差异出发后，通过一系列的揭秘行动发现了同一性，然后再携带着同一性返回到起点；相似性思维在从差异出发后，发现了差异中的联系，让差异因联系的发现而获得了意义。因而，相似性思维一往无前，从不止步，更不会走回头路。关于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功能，显然可以借用福柯对古典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比较来加以描述。福柯说，“古典思想把在图表中对物加以空间化的可能性与纯粹表象序列的那个属性关联起来了，这个序列从自身出发回忆自身，从一个连续的时间出发重叠自身并构成了一个同时性：时间创立了空间，在现代思想，在物之史的基础上以及在适合于人的历史性的基础上，被揭示出来的是在相同中进行挖掘的距离，正是间距在相同的两端对相同作分散和重组。”如果人们之间在相似性思维中发现了表象的联系，也就不需要透过表象去发现同一性了。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走向了人的共生共在的方向，而不是因为在人的区别中发现了利益等同一性的存在，因而，人们也无需去为了利益追求而把对方当作对手并相互伤害。
二、基于竞争的改革方案设计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企业的活动是以对利润的追求为目的的，在利润追求中，开展竞争可以形成一种市场机制，可以最大可能地调动人的潜能，可以最有效地节约资源，可以更多地基于理性去行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法默尔所指出的：“追求利润是一种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可以抑制或缓解非理性的欲望。而且，资本主义是在一个理性主义的体系内持续地追求利润，这一体系能够使经济手段与这一追求相协调。这一体系，如同动机一样，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绝对必要条件；其之于资本主义就如水之于鱼。” 就资本家个人来说，他可以摒弃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而全力投注于利润追求，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除了利润追求之外，是否还应有更高的目标，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社会的目标被分解到由个人那里时，是可以具体化为利润追求的，但在被重新综合到社会目标的层面时，利润追求就不再是以目标的形式存在的了，而是作为众多手段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利润追求只有在不危及社会整体的和谐的时候，不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造成不公平的时候，才是有益的。要保证利润追求不产生这些负面影响，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能够做到。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公共行政应将着力点放在什么位置上了？
从现代化的历程来看，企业的利润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等导致了竞争，而竞争则是社会分化的催化剂，使整个社会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使社会分化成不同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近代以来的社会分工归结为竞争的，或者说，出于竞争的需要，人们找到了通过社会分工与协作的方式去提高竞争能力这一途径。如果说竞争直接地催生了利益集团的话，那么，在领域分化的问题上则是通过分工的中介而实现的，首先是出于竞争制胜的目的而作出分工的选择，而在分工中则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专业化又促使各种各样的领域生成。结果，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事实上，社会治理也是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回应社会要求的，即建立起了拥有官僚制的政府，并使政府进入了分工思路的路径依赖之中。从现代政府的运行来看，部门划分的越来越细，这不仅导致了协作障碍，而且也难以避免职能交叉、推诿扯皮的问题。以至于在政府实现科学自觉的20世纪中，不断地通过改革去调整政府部门。
为了纠正部门划分越来越细的问题，就会提出大部门制的要求，反之，当大部门制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时，又回复到了小部门状态。总的说来，就单个部门来看，小部门往往是与高效率联系在一起的，部门内协调方面的工作较少，行政资源消耗较少，如果职能边界能够得到明晰的科学界定，小部门在部际间协调的灵活性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从而将推诿扯皮的问题降到极小的限度。与小部门的划分不同，大部门会遇到极其艰苦的内部协调问题，经验证明，大部门都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内部协调的困难，单单是内部协调，就会导致行政成本增长的问题。大部门容易养成惰性，因为部内的等级化使上下的等级差别变得巨大，来自上层的积极性很难传导到基层，行动过程中的命令主义无论强化到何种程度，在基层都会被化解掉，整个部门有可能成为高层无法推动的巨石，即使努力去推动它，也可能推一推、晃一晃。所以，在现代科学理性的组织设计原则中，往往不推荐大部门制的组织结构形式。但是，大部门制也有其优越之处，其一，它将无法清晰划分的诸多模糊性的职能部门化，避免因部门间配置的不合理而造成职能交叉、推诿扯皮；其二，它缓解了部门间的竞争，消除了诸多因分工过细而导致的负面效应；其三，它集中了专业领域的管理权威并形成一个整体而使组织功能得到较好的实现；其四，它在组织的每一个层级都会显现出越向上越节约更多的职位和岗位，从而实现精简机构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