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土豆革命

随着应征士兵加入饥饿抗议活动，事态的发展对于当局来说似乎已经失去控制。在瑞典的几个驻军城市，士兵们虽然被军官解除了武装，但他们身穿制服，纪律严明地和平民抗议者一起游行，或者参加到讨论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会议讨论中去。

1917年春，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左翼，并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加革命的政党，此政党后来成为瑞典共产党。这个新党联合了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运动。

新党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起，在瑞典劳工内部形成了一个左翼少数派。受俄国事态发展的影响，青年运动在军队内成立了一个名为“士兵和工人”的协会，以“不要向你的阶级兄弟的开火”为口号与工人们友好相处。

斯德哥尔摩当局由于害怕革命，并对应征士兵所表现出的忠诚缺乏信心，决定组织一支由数千名武装平民组成的秘密卫队。在这计划泄露后，社会民主党左派呼吁武装工人阶级，迫使当局放弃了计划。

这件事发生在5月1号的前几天。很多人担心在这一重大的日子里，会有一场全面的暴力的对抗，因为劳工运动动员了武装力量。然而，瑞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一游行是纪律严明的、和平的，因为数千名工人卫队保护着他们，以防止劫掠以及与军方的冲突。

在抗议、盘存和示威活动的表象之下显现的是重要的自我组织的发展。全国各地的抗议者为了向当局确切表达他们的需求，并提出他们的要求，选出了“饥饿者”或工人委员会作为群众运动的高度临时的机关。

然而，在一些地方，这些委员会转变成了与俄国以及后来世界上许多地区相同类型的工人代表会（苏维埃）。最著名的例子是瑞典南部工业小镇韦斯特维克（Vastervik）的“4月16日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mmittee of April 16）。

由参加罢工和抗议的工人——男工和女工——组成的群众代表大会选举出由5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监督城市的粮食供应。委员会确保工人对价格和利润实行监督，监督食品和粮食的质量，颁发渔业出口许可证，并通过工人卫队维护法律和秩序。除了最初的一些事件外，实施这些举措并没有运用暴力，而且当地自由派市长也与委员会合作，而拒绝了其上级当局给与军事支持的提议。

韦斯特维克小镇的宣言——要食物、要土地去种土豆、8小时工作制以及要求释放所有在饥饿游行中被捕的抗议者——在瑞典各地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大约有40个城镇建立了类似的工人代表会，其中一些在劳工运动的所有流派的参与下建立，另一些则只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左派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