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
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
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
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
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
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
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
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
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
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
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
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
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
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
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
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
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
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
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
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
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
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
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
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
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
这个我是认同的。
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
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
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
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
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
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
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