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母亲的去世，使我醒悟，
觉得自己愧对父母的关爱和期望，
于是，我开始认真念书。”
王世襄母亲金章
这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
从此摒弃一切玩好，专心学业。
因受家庭影响，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
以《中国画论研究》
（先秦至宋代）
一文，
王世襄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园被日军占领，
王世襄回到家中，在父亲鼓励下，
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部分。
论文撰写极其艰难，前后历时五载，
直到1943年夏，才完成这部洋洋洒洒共70万言的立志成才之作。
《中国画论研究》完成后，父亲说：
“你已经到了自谋生活的年龄。
北平沦陷，自然不能再呆下去。”
深思熟虑后，王世襄决定去往西南，
立志要开拓一片自己的天地。
王世襄辗转跋涉，
来到中研院所在地，四川李庄。
在这里，他遇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王两家是世交，
梁启超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
梁将王世襄推荐给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
傅斯年上来就问：“你是哪里毕业的？”
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学。”
傅斯年说：“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
据说傅斯年看不惯王世襄身上的“纨绔之气”，
知道他曾是少年玩主，断定难成大事。
梁思成想了想，对王世襄说:
“你志愿是美术史，若对古建筑有兴趣，
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
王世襄就此留下，在营造学社期间，
一面进行野外调查工作，一面饱览古建筑典籍，
为日后从事髹漆、明式家具研究打下基础。
王
世襄书法
1945年8月，日军投降，
王世襄干了人生中第一件“大事”。
经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推荐，
他被派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文物。
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古玩商，
一番调查，得知多数文物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
王世襄整日往返于北、津之间，
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
立即到他公司去暗访，
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
文件内容正是青铜器目录。
王世襄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女秘书只得招认。
王世襄随即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
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
之后，王世襄又在天津接收溥仪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多达20匣，价值连城。
杨宁史捐献收据
更为艰难的“追索之路”，
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拿回国宝。
战后，“文物清损会”在重庆成立，
当专家组要去日本追讨文物时，
国民政府却连一个翻译钱都不肯出。
考古学家李济在日本碰了一鼻子灰后，
追讨文物的重担便落在王世襄身上。
“抗战”期间，曾有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
日军侵略香港时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
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
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
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东方学图书3箱。
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
《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这批善本事关中华文脉，郑振铎曾说：
“若是以后这些书落在日本人手中，
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的文化，
岂不是得跑到日本留学了！”
当初傅斯年看不上王世襄，
可王世襄去日本前，他说：
“你去日本追寻文物，应和在平津一样，
要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敢作敢为)。”
然而到了日本，王世襄也四处碰壁，
当时联合国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
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时被劫被盗，
还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
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
可王世襄哪儿去找那么详实的材料？
王世襄十分气愤，一方面大声疾呼，
一方面通过美国在日所设文物机构寻找资料。
1947年2月，王世襄经过多方努力，
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107箱善本书，
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
使这批国宝完整回到中国。
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
王世襄为国家追回共6批文物，
加上追回的107箱善本书，数以万计。
这是王世襄人生中最自豪的一件事，
没想到，这却将他推向了深渊。
1952年，王世襄正在广西参加土改，
突然被急电召回，下火车不准回家。
因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
王世襄成为故宫“三反”中重点清查对象，
理由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在东岳庙被轮番“轰炸”四个月后，
他又被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审查10个月。
审查结果并无贪污盗窃问题，
王世襄被释放回家，谁曾想，
刚一到家，他却收到原单位公函，
被故宫开除公职，养病一年后，
王世襄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
又在“音研所”被划为右派。
王世襄几度想要回到故宫，均无果，
到了十年浩劫，终于梦碎。
对此，王世襄从未有一句抱怨、诋毁，
但可以想象，一个视文物为生命，
对故宫和文物研究如此深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