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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但是，全能主义政治的扩大和缩小也决定于社会革命的形势，各个革命阶段不同的目标，敌我力量的对比，人民内部矛盾的消长，政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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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如果能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在某些时期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与积极后果，但是，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如果不能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就有反面作用和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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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任务是严格执行宪法中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从保障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做起。这样一个发展的途径，必能又一次向西方政治学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上尚待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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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改变了研究历史的方向，将西方研究历史的重点一方面转移到"现实生活"、"生产活动"和人与人的日常关系与冲突，另一方面转移到下层阶级与贫苦大众。马克思这个贡献是大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所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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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七十多年的革命与建设，中国的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有外来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的成分。"体"和"用"这两个范畴已经不能表达这两种成分的相互关系。
中国20世纪可以让西方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更容易看到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历史渊源和内在关系，并且提供我们论证这个共同渊源和内在关系的丰富事实和材料。社会革命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全能主义"("totalism")一词却需要解释，我所用的"全能主义"的概念与30年代中国和西方现在一般理论家所用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不同。我用"全能主义政治"这一个专门名词来表达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某一种特定的形式，而不涉及该社会中的政治制度或组织形式。"全能主义"仅仅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全能主义政治"一方面和我所谓的"权威主义政治"如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下的政治，可以划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同德意志和意大利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的极权主义政治和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不相同。
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是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因此，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既有共同历史渊源又有内在的关系。中国20世纪初期，国家在军阀混战中解体，社会中的各个领域的传统制度都在崩溃，日常生活中涌现出不少问题不能以传统的思想和常规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家生死在亡的时候，有些仁人志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各个领域中的危机。他们看到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新问题，克服全面危机，因此，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但是，全能主义政治的扩大和缩小也决定于社会革命的形势，各个革命阶段不同的目标，敌我力量的对比，人民内部矛盾的消长，政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变化。
如果我们拿中国的全能主义与德意的极权主义比较，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另一个要点，这就是从事社会革命必须以全能主义为手段，但是采用极权主义的政治集团却不从事社会革命，反之，它往往以防止或消灭社会革命运动为目的。正是因为社会革命运动必须深入各阶层、各领域，所以要防止和消灭社会革命运动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权力也必须深入各阶层各领域。30-40年代的德意两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们把全能主义政治和极权主义政治，也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全能主义政治明白地区分开来。
中国20世纪政治史还能向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一些关于社会革命和全能主义政治正面和反面的概括。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讨论社会革命尤其是全能主义政治时常常只限于或强调它们的反面作用、消极的后果，但是，它们往往没有看到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如果能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在某些时期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与积极后果，中国社会革命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从阶级观念中又引伸出群众的观念，中国政党以它的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形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上升为干部、最高层的政治领袖也以他们为"参考群体"，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根本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个大众参与政治形式的变化，正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