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四线红利还没消失之前把土地储备消化掉,这是摆在杨国强面前的头等大事。方法则是:不顾一切的高周转。如何激励这些执行的人,农民出身的杨国强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碧桂园是在2013年进入千亿俱乐部的,这部分要归功于2012年8月推出的成就共享机制:公司项目税后利润的20%给碧桂园区域层面和项目层面。
在每年的颁奖仪式上,不乏一些区域总和项目总拿到几千万成就共享奖金的案例,这是在原有工资和奖金基础上额外增加的奖励。
列入成就共享的地块和项目必须满足“567”法;买地之后,地块必须做到5个月开盘销售,6个月现金回笼,7个月达到资金收支平衡。
吴建斌在加盟碧桂园之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机制的问题:一是如果项目进行融资,融资额也算成现金流,这种考核方法是不科学的,必须是销售回款形成的现金流才算,不能算上项目融资形成的现金流。二是集团规定,项目公司买地成功,每亩可奖励1万元,有土地,就有成就共享的冲刺机会,但一旦买地失败,最后会形成巨大损失。
总之,成就共享机制的弊端是:共富贵易,共患难难。
(由于中国对外汇管制进一步收紧,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投入巨资开发的“森林城市”项目销售受到严重影响。)
于是,2014年下半年,碧桂园在不废除原有成就共享机制的情况下,推出同心共享机制:所有新买入的土地均组成了合资公司,碧桂园占比大约85%,集团高管占比5%(所有项目都要投),区域人员占比约10%(投区域所在项目),其中区域总裁对辖下的每个项目的出资不低于项目总出资额的20%或80万元,项目总经理对自身管理的项目,出资不低于项目总出资额的30%或50万元。
然而,这种机制,在实行之后,问题凸显。
一是部分高管和区域项目总拿不出那么多钱,一位新加盟的集团副总裁按规则要投资500万元,只好抵押了北京房子来融资,一些人没钱跟投就欠账,这对按时跟投的人不公平。二是个人想要在短期内拿回本金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因种种原因要提前退出,退出时,公司给予高出贷款利息的最低回报。按照测算,按照年报披露的数据,碧桂园这几年地产项目的年利润率都在50%-60%所有,这对提前退出者是极不公平的。
事实上,早在设计这一制度之初,杨国强在讨论阶段就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应把现金提前分给员工。
上述碧桂园离职高管表示,这一跟投制度,对短期离职的高管很不公平,因为前期投入那么大一笔钱,退出的时候只给了略高于银行贷款利息的本息,根本没分享到高利润的红利。这笔钱拿去投资其他领域都比放在跟投上强。如果真要算账,有些离任高管的损失可能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杨国强,这位18岁之前都没有穿过新鞋袜的农民,如今已可比肩他的偶像——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富甲中国。
不过一位早年跟杨国强有深交的地产策划人则喟叹道:商人都是凉薄的。
1994年,出道不久的杨国强在顺德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根本卖不出去。于是找到该地产策划人,策划人出了个点子,就是在别墅区盖国际学校,一下子别墅就卖出去了。
作为回报,杨国强以成本价卖给策划人一套别墅,同时策划人的两个孩子在国际学校上学。
“一开始说孩子上学不要钱,后来又要钱了。那个房子我不住了,三年后让他们按原价140万回收,他们的人后来就找杨国强,杨国强的处理方式是原价收回可以,但是三年的物业管理费要交。”该策划人说后来两人就绝交了。
没想到,几年之后,碧桂园在广州广州拓展市场遇到了困难,杨国强就托人想请该策划人吃饭再续前缘。“我就跟中间人讲,告诉杨国强相见不如怀念,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该策划人说。
最近两人的会面是在星河湾老总黄文仔的60岁大寿上,黄文仔把许家印、杨国强等圈内大佬都请到了。“我那次跟杨国强就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而已。”该策划人说。
杨国强的公司越做越大,然而碧桂园的高管人数却越来越少了。
2014年4月,吴建斌加入,彼时的碧桂园成为职业经理人治理房企的典范,加上2010年7从中建五局来碧桂园担任总裁的莫斌,2014年从富力地产空降担任碧桂园联席总裁的朱荣斌。碧桂园进入“三斌”时代。
3年过去,“三斌”只剩“一斌”。
2017年4月,吴建斌从碧桂园离职,2017年6月,朱荣斌也走了。
此外,区学铭、苏汝波和谢树太也相继辞职。碧桂园原先的13位执行董事,离任5人,只剩8人,而8人中,有4位为杨氏家族:杨国强,其女杨惠妍、杨子莹,其侄杨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