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10年前后，为了快速补上产能不足和省外知名度低的短板，西凤酒一头扎进了贴牌模式。
西凤酒从外部酒厂采购其他香型成品酒，合作生产贴牌产品，并采用包销体制。经销商获得了酒体与包装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建设以及在指定区域内独家销售系列产品的权利，利用西凤酒的品牌影响力开拓市场。
这一模式成效显著，西凤酒的规模飞速增长。据西凤酒股份2018年披露的招股书，2013年至2017年，西凤酒“合作生产产品”（即贴牌产品）销量占比从不到5%大幅提升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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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凤酒贴牌产品和自产产品比例，镁经小组制图
据不完全统计，
市面上的贴牌西凤酒曾多达2000种，西凤酒也被业界戏称为“白酒界的南极人”
。
在那个产能不足的年代，许多头部酒企都曾采用过贴牌模式，但大部分酒企早早便意识到该模式的弊端，将之弃用。
2016年，舍得酒业在改制时期全面停止沱牌酒的定制开发业务，砍掉沱牌贴牌酒品种1000多种。
2017年，茅台集团提出了“双十”规划，要求子公司单个品牌条码数控制在10个以内，保留品牌数不超过10个。1年后，茅台集团提出“双五”规划，要求子公司品牌数降至不超过5个，产品数不超过50个。
2019年，汾酒集团开始对产品线“瘦身”，对非核心产品进行清理，对带有“汾”字的产品全部收回。
在同行竞相砍掉贴牌业务、集中资源打造核心品牌时，西凤酒却仍深陷贴牌模式难以自拔。
西凤酒并非不想摆脱贴牌模式。2019年初，西凤酒新任董事长张正掌权后，开始力推主品牌，向红西凤、老绿瓶聚焦。
近年来，西凤酒的确有意降低对大商的依赖，整顿渠道乱象。比如，针对过度泛滥的贴牌产品，西凤酒砍掉了其中的一部分，还将原有的营销公司一分为三，陕西西凤酒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自营产品，陕西西凤酒品牌运营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贴牌产品，电子商务公司则负责运营线上产品，将产品营销工作细分化。
然而，贴牌厂商与西凤酒关系复杂，西凤酒对于贴牌产品的业绩依赖，也导致其“投鼠忌器”，短期内难以完全摆脱。
随着其贴牌产品越来越多、经销商队伍越来越大，该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无论是贴牌产品过于低端、定位纷繁复杂，还是下游经销商的品牌营销节奏难以掌控、产品质量问题频出，都让西凤酒极为头痛。
贴牌模式给西凤酒带来了销量上的繁荣，却也埋下了品牌稀释、管理失控等隐患。
“西凤不带酒，必须绕道走。”这句玩笑话，道尽了西凤酒在白酒江湖中的尴尬处境。
话语权旁落，管不住贴牌经销商
虽然贴牌模式给西凤酒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其反噬力也同样惊人。
贴牌模式下，经销商的强势地位让渠道控制变得尤为艰难。
据了解，西凤酒旗下有三大头部贴牌酒，分别是陕西禧福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简称陕西禧福祥）的“六年陈酿”和“十五年陈酿”，背后老板为王延安；“华山论剑西凤酒”则属于山西恒丰酒业有限公司，老板为董小军；还有西安国花瓷品牌运营有限公司的“国花瓷西凤酒”，其老板为孙士淮。据蓝鲸新闻报道，国花瓷西凤酒是西凤酒的重要开发品牌，该品牌营收在西凤酒营收中排行前五。
西凤酒与经销商的纠葛被称为白酒行业最复杂的利益网络。
以“华山论剑”品牌为例，数据现实，该品牌2023年销售额突破25亿，占据西凤酒营收四分之一。华山论剑系列产品因市场表现强劲被西凤酒收归为嫡系核心战略单品，但仍保留独立运营权。其背后的操盘手董小军家族，通过陕西海大投资等资本路径，已然构建起从渠道控制到股权渗透的闭环。
西凤酒对经销商的依赖，使其在渠道管控上极为薄弱，在品牌管控上处于被动地位
。2024年，西凤酒多次因贴牌合作商的行为陷入舆论风波。
2024年3月，西凤酒另一贴牌品牌——西凤酒秦皇御宴未经明星黄渤的授权许可，擅自在品牌及相关酒产品的宣传、销售、招商活动中使用黄渤的肖像、姓名进行商业活动，陷入侵权纠纷。
当时西凤酒选择了“甩锅”，表示此事与公司无关，是客户陕西秦皇御宴的侵权纠纷，公司已向违规经销公司提出整改要求。
然而，很快西凤酒又被贴牌经销商的营销事件波及。同年9月，“国花瓷西凤酒”邀请争议人物司马南参加活动引发争议，一句“夹头酒”的戏称迅速传播，网络上抵制西凤酒的声音铺天盖地。
当时西凤酒也是先习惯性“甩锅”，声称“活动为经销商品牌行为，与厂家无关”，试图撇清关系。然而，西凤酒厂推卸责任的做法并不能平息争议。在舆论压力下，西凤酒后续发布《关于规范市场推广活动的通知》，对相关品牌活动进行严格约束和要求。
以上营销翻车事件虽不是西凤酒厂所为，但受损的却是西凤酒的品牌形象。
这些事件背后，暴露的是西凤酒对渠道和合作商缺乏足够掌控力。经过多次舆论发酵，关于西凤酒对旗下品牌经销商的管控力度已经成为企业众所周知的硬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