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梦做完就得赶紧骑车回去，晚了，食堂就没饭了。
四年后，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王长田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当了名办事员。
机关的工作始终让王长田提不起精神，他和许多学新闻的同学一样，内心对 “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身份始终充满向往。
1990年，25岁的王长田如愿以偿，调入中华工商时报社工作。
因为工作努力，三年后，28岁的他便晋升为报社市场新闻部副主任。
在北京这个广阔天地里，王长田跑遍了大街小巷，也见证了纸媒到视频媒体的转变。
1994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为了争夺读者，纸媒之间纷纷开始了你追我赶的赛跑。
很多报社纷纷开出贴近读者的综合性城市报，信息更及时，报道更为深入。
相比之下，《中华工商时报》是行业性报纸，虽有体制的优越性，但也有面对市场经济的先天短板，行动迟缓，态度倨傲。
面对报社里不温不火的境况，王长田看了看日渐单薄的工资单，只能长长叹息一声。
或许是受到当时诸多下海创业的知识分子影响，王长田辞职回到老家创业。
谁知，兜兜转转一圈，王长田又悄悄回到北京，对创业的事情闭口不谈。
时机未到，这是他告诉熟人，也是告诉自己的一句话。
1995年，有朋友邀请王长田加盟北京电视台新策划的新闻栏目《北京特快》。
这是一档反映北京民生问题的新闻栏目，长期的经济类新闻报道培养了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得心应手的王长田很快成为栏目的制片。
因为内容贴近老百姓生活，报道也够深入，《北京特快》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最优秀的新闻栏目。
王长田工作卖力，工作之外总觉得应该有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可就是没想好做啥。
有天，王长田发觉自己总去逛的报摊多了不少娱乐八卦类的报刊，据说卖得还相当不错。
翻阅着这些五花八门的期刊报纸，他忽然心念一动，如果把这些娱乐圈内容搬到电视上会如何？
国外在这块可是早走在了前列，电视+娱乐业已是发展十分成熟的行业。
相比之下，国内非但没有电视娱乐产业，电视台所谓的娱乐节目还停留在对白式的综艺栏目以及千人一面的文艺演出形式，死板又滞后。
对，搞娱乐！这不仅是吃饱了饭的人们最关心的，内容上也安全。
再仔细一调查，王长田心里更确定了。
整个娱乐圈是个快餐式的行业，无数艺人、歌曲、影视片迫切需要及时、准确的资讯平台来进行推广和传播。
在互联网还没介入前，最好的平台莫过于电视媒体。
王长田思索：如果自己能打造个类似《北京特快》的娱乐资讯节目，既有圈内新闻，又有深入报道，效果会怎么样？
想法不错，可在此时做视频栏目的难度和专业度不是一点点的大。
首先，这样的娱乐栏目明显和当时电视台严谨务实的风格格格不入，不可能内部批准制作，王长田也不想这么好的创意拿去给他人做嫁衣。
其次，此时电视台是“制播一体”化制度，不允许民营公司的制作内容进入主流电视台渠道。
没辙的王长田只能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机会。
1998年，王长田忽然听说电视台即将“制播分离”的消息，心中很振奋。
对信息有敏锐洞察和判断力的他明白，自己一直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当王长田还对电视台这份工作有些恋恋不舍时，老天爷又推了他一把。
这年5月，由于制作的一档电视栏目内容遭到投诉，他被停职反省。
觉得憋屈的王长田索性再次选择了创业。
创业初期，王长田和另外4位好友凑了10万元，在北京一栋破旧的写字楼开办了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
刚开始，“光线”只能靠给别人做点专题片和广告勉强支撑。
半年过去，没赚也没赔，账面还是10万。
其余的人觉得看不见希望，选择散伙，只剩下王长田和妻子杜英莲苦苦支撑。
王长田还是搞电视娱乐，靠着从娱乐记者那里套来的娱乐机构和艺人的通讯方式，他一个个打电话联系，却不出意外地吃了闭门羹。
有个朋友劝他，娱乐圈很讲实际，你光靠拉关系没用，得有个平台和作品来证明实力。
一语点醒梦中人，靠着两套租来的编辑机、摄像机，王长田将做《北京特快》的经验移植到一个集娱乐报道和八卦新闻的栏目中。
他给这个栏目起了个霸气且响亮的名字《中国娱乐报道》，临时请了个播音专业的女生做主持人。
因为没钱也没人，《中国娱乐报道》的内容最初都是靠扒素材，剪辑视频资料搞出的一个“大拼盘”。
时效性是差点，可娱乐圈说来说去就那点事，反正吃瓜群众也不介意是今年还是去年的“瓜”。
关键形式感很好，风格活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