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谈多重危机时代的政经学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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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写《崩盘》时，我主要思考的仍是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化地缘政治内部产生的危机；而在《停摆》中，我试图处理我所谓人类世——人与环境互动引发系统性动荡的时代的第一次全面危机。我认为这是理解疫情的最佳方式。就此而言是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疫情是迈向“多重危机”观念的铺路石，从我在《停摆》中对该词的讨论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本土范畴”（native category），是欧洲官僚和政客喜欢用的术语。

这两本书和两场危机还通过一段内嵌的学习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对2008年危机所作的反思，直接影响了2020和2021年应对新冠冲击的政策反应。这在德国政府，特别是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Olaf Scholz）团队，以及美国国会民主党领导层中都有明显体现。对2008年应对措施局限性的反思，特别是对欧元区失败原因的深刻总结，极大增强了德国避免重蹈欧元区灾难覆辙的决心。在美国，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身边的关键人物也受到类似的启发，于是他们在2021年推动出台了真正大规模的第二轮刺激政策。这确实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典型例子。对于作为美国央行的美联储，情况也是如此。在技术层面上，如果没有2008年的经验，美联储在2020年不可能采取那样的行动。

从某个角度看，我在《停摆》中想表达的是，左翼的诊断——我们需要用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疫情冲击等人类世挑战——以一种倒错的方式被政府采纳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更激进的左翼政治力量，如美国的桑德斯和英国的科尔宾，却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你可以说，现行体制展示了其吸收系统性批评的能力，即便这些批评并非由体制自身产生。

为什么您认为2020年政府支出和央行干预的规模验证了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这类经济学说的核心见解？

亚当·图兹： 让我们先搁置现代货币理论，因为它制造了很多烟雾，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火花。新冠危机的应对措施所确证的，正是货币凯恩斯主义和功能性财政（functional finance）背后的基本逻辑，而这些理论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便已存在。换句话说，基本的教训很简单。在遇到真正危机的极端情况下，最有效的应对方案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你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财政支出，并通过印钞票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其实都不必用现代货币理论（其关注点是货币的起源等问题）来解释。这就是功能性财政的实践，早在二战期间，各主要参战国——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的新政政府——都已采用，并由凯恩斯主义者如阿巴·勒纳（Abba Lerner）将其理论化。关键就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合作。任何导致债务市场压力的债务发行，都会被中央银行吸收到其资产负债表上。这是西方国家为二战融资的方式，也是我们为应对新冠疫情融资的方式，它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方法。中国在2008到2009年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事，当时央银吸收了大量政府债务，以推动经济刺激。这种做法确实奏效，而且效果显著，由其促成的经济复苏速度之快，在美国史上罕见。

您曾在播客中提到，疫苗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技术（status quo technology）。您如何理解不同技术解决方案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作用？

亚当·图兹： 疫苗就像是黑箱，是一种速效方案。历数应对当前世界难题的各种技术手段，会发现确实存在一个广泛的光谱。一端是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探索性（speculative）技术，它拥有强大的力量，但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它将如何塑造世界。许多人认为它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然后是绿色现代化和能源转型，在工程技术层面，我们对它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理解。绿色电力可以让我们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得更换汽车类型，改造电力基础设施，改变发电方式。这些虽然都是重大调整，但主要局限在能源生产等特定领域。

最后是疫苗。转瞬之间，你从身处险境、时刻脆弱不堪的状态，变为受保护的状态。只需简单的一针，你就可以恢复之前的生活。疫苗侵入性极小，但效果却极其显著。相比其他技术解决方案，它们更便宜，开发成本是数十亿，而不是数百万亿。总计只需花费几千亿美元，我们就能研发出一个完整的疫苗体系，用以抵御所有已知的人畜共患疾病的病原体。虽然目前资金尚未到位，但技术已经成熟。从许多方面来看，疫苗就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技术——它们能让我们变得安全，而无需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您觉得人工智能有些被炒过头了，对吗？

亚当·图兹： 老实说，我也不太确定。我认为人工智能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我们正处在类似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的情形：人人都在谈论它——据说它无处不在——但实际上它还没有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或带来太多改变。我在各种演讲中被问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太多次了，最后我干脆为它做了一个多重危机图。有太多可能的发展方向。现下我最担心的是，目前美国股市对人工智能押下了重注，而这基本上是建立在生产力将大幅跃升的假设之上。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白领和重复性劳动市场可能会经历剧变，这对就业和社会稳定可能是毁灭性的。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巨大的、杠杆化的金融赌局，赌的是社会动荡。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能会见证一次真正的社会变革；如果不顺利，投资者会失望，股市可能会暴跌。而在人工智能表现不佳的同时，社会稳定将得以维持，现有的就业结构也会保持不变。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时刻。

我们不禁会认为，对人工智能作为变革性技术的巨大热情，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绝境感——当人们开始寄希望于某种单一的技术灵药来改变世界时，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对其他形式的变革已经失去信心。不过，这种看法略带一些推测性。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兑现其承诺。在股市，尤其是美国股市，大家总是在寻找下一个大热点、大故事，而现在，人工智能就是那个热点。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回望过去，您怎么评价“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当然，鉴于这位在任总统目前的声誉（采访时正值拜登与特朗普辩论后不久），或许得给它换个名字。

亚当·图兹： 我与“拜登经济学”的关系有些微妙。我常被认为是靠近权力的人，与政治精英有着不自觉的联系。但实际上我发现，当一些同事甚至朋友在华盛顿掌权时，我感到非常不自在，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我看来，“拜登经济学”的核心逻辑一直是一种进步经济民族主义，我对这种立场感到颇为不适，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反华倾向。此外，我也认为它的影响被夸大了。我不相信他们这种规模的投资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大批选民的态度和投票模式，这是不现实的，这种情况显然也不会发生。因此，兴奋地叫嚣“拜登经济学”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似乎不是天真，就是有些虚伪（cynical）。有些人看起来已经被权力的诱惑俘获了——能够接触白宫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无论是与白宫通话，还是亲自拜访，都是令人激动的经历。我们在电视和电影中无数次见过白宫，你很难不为之心动。但我认为，这种光环已经模糊了一些人的判断。

我的感觉是，“拜登经济学”更像是自由派精英们的一种徒劳尝试，他们在艰难地打造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强权的拟象，而非其现实。我曾在时事简报里把“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简称JETPs）形容为“波将金鸭子”（Potemkin ducks）——它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但可能不是真的活鸭子。这些政策看着好像有条理，似乎对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其他地方，其对实际发展的推动作用微乎其微。

拜登的许多国内政策也是如此。它们的初衷是实现渐进式发展，当然公平地说，这届政府已尽其所能。他们也愿意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无奈缺乏国会多数支持。所以他们只能安于力所能及之事，并让“拜登宣传机”开足马力。这些人都很聪明，很擅长推销故事。许多媒体也吃这一套。“后新自由主义”是个多漂亮的口号啊。但仔细想想，这些政策在任何实质层面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吗？我不这么看。实际上，我认为恰恰相反——《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这类措施之所以能通过，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绿色能源游说团体已经成为一股重要力量，要求美国也提供补贴。政府便做出回应，给予了补贴。但要说是拜登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我觉得是极具误导性的。如果将美国的补贴与欧洲的相比，许多估算表明，后者规模要大得多，尽管组织得不如美国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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