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当时，出版商将销售目标瞄准上流社会的青少年，这些昂贵的书作为教育和消遣成为青少年们接纳主流价值观、社会化的工具。
图源：https://library.unt.edu/rarebooks/exhibits/popup2/fuller.htm
由此，文字场景中的道德故事通过纸娃娃玩具的视觉冲击而得到强化，它将教育与消遣完美结合，向孩子们传达着衣着背后的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以及主流社会所认可的价值。孩子们会发现，错误的衣服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故事将无法按照书中期待剧本进行。
这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轻柔的“社会化”，
服饰简单明了地指明了社会所定义的“成功”路线，以及他们的性别特征下什么是被接纳的，什么又是被排斥的。
这个看似单纯的消遣几乎从它诞生起就具有浓厚的教育功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易装中，社会所期待的规范也逐渐内化，成为他们未来所追求的目标与梦想。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换装从成人贵族的消遣成为贵族儿童的专属游戏，对这种游戏加持的“
低龄、幼稚
”印象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对换装游戏的态度。
到19世纪80年代，纸娃娃开始作为一种平价的游戏落入家家户户。这时的它已经不只服务于上层阶级，也承载了更多元的社会功能。这个阶段的纸娃娃作品留下了大量关于女性时尚着装的资料。
图源：National Women's History Museum
20世纪30年代，芭比的出现让风行半个多世纪的纸娃娃退下了市场，这个传奇般的形象成为整个世纪最广为人知和畅销的符号。
对于什么是“美”，历代哲学家和美学家可能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
对于什么是“美女”，芭比已经构造出了一个确定的理想型
，这种确定被拆解为精致的脸蛋、纤细的脖颈、光滑白皙的胸部、挺翘的臀部、修长笔直的腿、秀气的脚……它对于每寸身体发肤都有明确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与纸娃娃玩偶时期不同，在这场追寻身体“美”的狂欢中，
男性换装角色不见了
。单一性别的初始设定让芭比变成女儿国，换装下的消遣和教育从此变成了女性专属。
芭比把目光集中对准女性，实施它对身体的规训，这种规训比纸娃娃更加张扬与暴力。在芭比宣扬的“I can be…”口号下，我们很难再将这个小小玩偶为儿童的玩伴、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弱者；相反，
芭比是对未来成人女性的想象，是值得效仿的对象
，是女孩的目标，是一个“I can be doll”（我能够成为的玩偶）。
她有着强大的力量，从女性年幼起就操控着她们对于什么是“女性美”，什么是“理想”的认知。
男性在游戏中不见了，他们走去了哪里？男性“不在场”了吗？不，他们仍然在场——象征“男性之眼”的审美期待实现了另一种全景式的“在场”。这场狂欢中，男性成为“凝视者”，或者说，
男性至始至终都是凝视者，女性则是被凝视者。
芭比游戏对女性的身体化、商品化更让这种凝视展现得淋漓尽致。“凝视”是观看者对被观看者的规训手段。在凝视的过程中，观看者建立起他的主体地位，被观看者通过前者的反馈得以建立自我，同时接受前者制定的规范和要求，调整自我，并不断将其内化，把观看者所期待的当作自身所追求的来要求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