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然，商鞅变法的目的，绝非在一般意义上取消身份、等级及相应特权，而是要将秦国的血统贵族体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辈已在局部实施的军功贵族体制。所以，他取消的贵族特权，只是秦国传统那种凭借“龙生龙、凤生凤”的血亲关系就生而富贵的寄生性世袭特权，而代之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的特权体制。
商鞅这套变法初令，似属创新，实为复古。还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不辞辛苦地追寻了秦始皇祖先的发迹史。撇开《秦本纪》开篇的神话，单看两周之际秦人立国的过程，便可知秦公室鼻祖非子，原是替周天子养马的家臣，靠牲畜繁殖，而且其后代对付西戎有军功，于是拜爵封侯。商鞅无非要以严刑峻罚和重武赏功相结合的手段，帮助秦孝公实现重振秦穆公霸业的光荣。
怎样突破行法的双重阻力？
问题在于商鞅所处的“国际”环境变了。他的图霸对手，已非仍处野蛮状态的西戎，而是文明较诸秦国超胜的“中国”，也就是河东山东的三晋齐楚诸侯。更糟的是秦国的宗室权贵，早已被寄生性世袭特权所腐蚀，除了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就极端憎恶变革。当秦孝公被商鞅说服，同意变法，甘龙首先宣称“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更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照这样的逻辑，变法好比做生意，如果不能赢利百倍，就宁可守住老店里的陈年旧货，以免蚀掉老本。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既得利益者守护特权的共同口实。
因而，秦孝公怀着年轻独裁者常有的“及其身显名天下”的冲动[9]，支持商鞅的“强国之术”，却不能阻止自己的储君，在宫廷权贵教唆下故意犯法。商鞅明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却不敢直接依法处罚太子，“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效应看来很好，“明日，秦人皆趋令。”然而，犯法的是太子，商鞅却不敢对太子行刑，而向他反对的“六虱”之一儒家所谓“教不严，师之过”的荒唐逻辑求助，让太子的师傅充当替罪羊。谚云“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道出了民间对法治的理解，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初令就宣称罪与罚必以军法从事，但逢到太子向他的法度挑战，就显得手软，同样宣称支持他行法的太子之父秦孝公，竟示以左庶长执法有例外的处置得当。这不都表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还是人治高于法治吗？
商鞅准备变法，最大忧虑，在于预设的变法方案，将受“愚民”的反对。他自居是指导“汤、武不循古而王”的医国圣手，因而在秦孝公的御前会议上，大发议论，说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假如这类言论可称主张“开民智”，那么“愚民政策”一词，应从古今中外词典中删去。
并非例外的成功
商鞅有没有读过《老子》？不详。但商鞅的确懂得“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因而他在秦国变法，只许秦民盲目服从，所谓习非成是。当然禁锢民众头脑，绝非易事。据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初令颁行，仅秦国都城内谓其不便的公开反对言论，就有上千通。
待商鞅拿太子的师傅，当作犯法的教唆犯处置，秦都民众的确被唬住了，于是被迫守法。如前已述，商鞅的变法初令，追求的效应是在秦国以严刑峻罚为手段，强制建立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人人生而属于某一等级，但允许通过个人从军杀敌，便可晋爵加级。秦爵的计功原则很简单，就是“尚首功”，每在战场上割来一颗敌军头颅，便可晋爵一级。虽然将领和士兵的功绩计算，差异颇大，但社会政治地位的计量尺度为“军功”，则在秦国已成规矩。
这规矩在秦国自上而下说到做到。
相传商鞅变法初令：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的这一描述，被研究古典中国改革史的中外学者，引了又引。较诸古希腊的梭伦变法，商鞅变法显得更为成功。以致如今的改革史论者，历数由王莽改制，到王安石、张居正变法，乃至晚清戊戌变法，认为失败是改革的宿命。唯有商鞅变法是例外。
我以为以上说法，只是小说家言。小说家值得重视，不仅由于《汉书》已将他们列为九流十家的殿军，而且因为中世纪众多小说描述的社会实相，经常映现历史一肢一节。但倘说时过二千多年，某部闭门造车的历史小说，已经复原消逝了的那个帝国全貌，便令人只能目笑存之。
比如商鞅变法，史缺有间，从汉代司马迁、宋代司马光，到清代那一批考史学家，直到清末还成为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和章太炎等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要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历史事实，至今在中国古史研究中间，仍有争论。我就不敢苟同通行的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商鞅变法史的意识形态说教，以为如元曲所讥，“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
迁都的多重谋虑
说到矛盾的历史陈述，不妨再引《商君列传》的续记。
秦孝公十五年，当公元前三四七年，卫鞅在秦执政七年了，“于是（孝公）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安邑，降之。”
然而商鞅却迅速撤军,表明他这回出击魏国,眼光主要在内不在外。从军事上击败强邻,除了展现秦国已由变法转弱为强,更可鼓舞秦国民气,慑服人心,为下一步变法措施减少阻力。证明即破魏以后，他又出“奇计”，就是迁都。
秦人“始国”，被周平王封为诸侯，时当公元前七七0年。那时秦国已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于公元前八世纪末，在今陕西宝鸡东南的平阳，筑起都城，不过三十年，便迁都于雍，故址在今陕西凤翔东南。又过了近三百年，秦献公二年（前三八三），才将国都迁到今陕西富平东南方的栎阳。不想这座都城筑成仅三十二三年，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0），商鞅又在渭水北岸的咸阳构筑新都。
迁都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因为意味着一国的政权神权连同军政财政中心大搬家,单是新筑高城深池、宫殿府库、道路邸宅之类工程, 所耗人力物力财力便很巨大。秦国居雍已历十八君三百年，土木朽坏，水源积污。秦献公弃此旧都，东迁栎阳，也便于向东扩展，合乎情理。但移都栎阳不及二世，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在咸阳另筑新都，出于怎样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