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 · 巴特丨拒不因袭（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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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剥夺，是它所要求的新的意象：一种领域的意象。在这种领域里，西方主体已经不再是中心或不再为人所看重。菲利普·索莱尔斯正是在革命的这个 远方 （绝对没有听说过的、“没有被写过的”远方）确定了他的工作并拓展了他的创作。

索莱尔斯拒不因袭——除了因袭不可因袭的东西。人们通常把这种拒不因袭的做法蔑称为 无相关性 （ impertinence ），这种拒绝可以采用各种方式，一些是基本的（我们将在《逻辑》 ^[2] 一书中看到），另一些可以是无关紧要的：后者与《原样》杂志和“原样”丛书的活动相关，这些活动同样也是一些 写作物 。例如，索莱尔斯似乎认为有必要与那些父辈人物的政治性言语活动发生某种断裂。那些父辈人物就是那些左派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在最近二十年中一直被反斯大林的斗争所困扰。他们在世界上的政治注册方式，现在看来想必是 胡乱撰写的 ，即以一种矛盾的方式也就是“丑陋的”方式来书写的。

他是《原样》杂志里的一名共产党人吗？如果这是在“歪写”反共产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们正是靠反共产主义来生存（和喂肥）的，如果这同时——不要忘记这一点——也是在“歪写”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传统的反形式主义，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两种“因袭”——借助一个而去掉另一个——并不是一件坏事，尤其因为它们都不去平心静气地关注形式的作用。

至于根本性的断裂，即主要地在《逻辑》一书中和含混地在《数字》一书中论证的断裂，其对象就是我们文学的历史。在索莱尔斯看来 , 这种文学的主要内容，在以往的世纪里已经并且现在仍然服从于唯一的 可读性 形式：拉辛的一部悲剧，伏尔泰的一篇短篇小说，巴尔扎克的一部长篇小说，波德莱尔的一首诗，或者加缪的一篇纪实作品，都涉及一种相同的阅读动因、相同的意义观念、相同的叙述实践，一句话，一种相同的“语法”。然而，这种深层次的语法，即阅读的语法而非普通的法语语法，我们已开始从中找出规则。从此，这种语法便像是特殊的了，尽管我们依然把它体验成普遍性的，也就是说自然的。与此同时，另一种语言似乎正成为可能，它是通过革命的手段被证实了的：以某种怪诞的方式开始零散地出现于在对“真实”之常规解读的极限处，这种语言已经在整个西方话语上烙下了独特的印迹。索莱尔斯在《逻辑》一书中所谈论的马拉美、洛特雷阿蒙、鲁塞尔、阿尔托、巴塔耶，他们都是这种 新逻辑 的首批操作者。他们的写作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人们从“兴趣”出发（按照伏尔泰很早确定的原理，这种原理在于把任何现象都压缩为其最小的可能原因）就可以与之融会的一种 风格 或是一种 方式 ，而是一种否定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在于动摇旧文本的自然权利，并使作为生产旧文本和阅读旧文本之基础的全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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