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过程中，要保持“儿童本位”，从儿童的视角看待校园欺凌问题，不夸大，也不漠视。最核心的是“不出校门”原则，按照校园内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体罚虐待学生，又强调学校有教育的责任。问题在于现在的老师对学生不敢管、不能管，但是又给老师责任压力。因此，现在需要“重塑教师的权威”，赋予老师、学校以惩戒权。实在不行再上升到司法环节。
校园欺凌事件很难笼统地讲谁的责任更大，应该依个案判断，一般可以概括为预防的责任和处置的责任。预防方面家长、学校是核心的职责，但是处置的话，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不能缺位。
现在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对于校园欺凌问题没有合理的站位，认为在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达到违法犯罪程度时，是不介入的。我认为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治理，尤其是校园欺凌的防治上，应当强化预防职能。
此外，要更多地反思家长、学校、社会乃至国家的责任，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完善。要坚持宽容而不纵容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早期干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低龄未成年人，要有“以教代刑”的教育措施，绝不能一放了之。预防和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的根本是家庭教育。“熊孩子”的产生与父母的失职密切相关，对于失职的父母要有必要的约束与教育措施。学校也要切实履行好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责任，尤其是法治教育的责任。每所学校均应当对本校校园欺凌发生状况进行调查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专门的校园欺凌防治方案。社会各界更要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例如对于网络上随处可见、肆意传播的校园欺凌视频，有关部门不应坐视不管。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李卓谦、徐振杰】
政法动态
5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办新闻发布会， 介绍全国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两年来的主要情况及三家地方法院的改革亮点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甘雯在通报“立案登记制实施两周年”有关情况时指出，有案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抬高门槛等问题已经基本根除，“改革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要强化监督，防止‘立案难’问题反弹回潮。”【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