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主要内容介绍：
由于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所以人们会很自然地推测：它可能导致重要的经济结果。虽然这种可能性颇具吸引力，但对其普遍性和重要性的评估相当复杂：宗教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现象，不同方面影响各异。所有形式的宗教都规定了一套行为准则，以不同严格程度限制追随者。因而宗教活动反映了：时间和资源的权衡取舍(用于宗教则无法生产)；潜在的对生产力的影响(如限制与非信徒的社交互动或饮食限制)；经济决策的信念和价值观。
本文利用伊斯兰斋戒的例子，首次估计了宗教活动的严格性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其中利用了纬度和农历周期对斋月长度的外生性冲击。本文发现更长斋月时间对穆斯林国家的产出增长有强烈负面影响，但对非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关于主观幸福感，斋戒要求的增加导致穆斯林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提高，且这对非穆斯林无影响。尽管较低的GDP增长会因果地减少主观幸福感，但是斋戒使得穆斯林更快乐，哪怕他们相对贫穷。
本文利用考虑昂贵宗教实践(costly religious practice)的俱乐部商品模型(club good model)以合理化主要发现。该模型为代价高昂且无明显经济利益的做法提供了一个解释，表明其能够改善宗教社区成员的福利。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机制，能够筛选出不太愿意在社区内努力工作的个人，并减少搭便车的威胁，从而增加参与者的积极性与这种宗教带来的俱乐部福利。经验证据也支持该模型的预测：斋戒要求越严格，自愿宗教组织的成员人数越少，这表明了筛选机制；通过人口特征预测的宗教信仰较少的人参与水平较低，而越有决心的人越能提高其参与度。
本文呼应了四类文献，前三类分别是宗教对经济增长、幸福感和个人经济决策的影响，而第四类是斋月与斋戒对经济的影响。
三、背景
斋月是伊斯兰(回历)的第九个月，由于先知穆罕默德首次接受启示而具有神圣性。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斋戒包括在整个月的黎明和日落之间禁食、禁饮、禁烟和性生活。
斋月禁食对食物和液体的摄入施加限制，会导致明显的生理后果，如体重减轻、易怒、头疼、疲劳和代谢变化等，但很少出现重大健康问题。这会对工作效率产生潜在影响。Afifi (1997)发现在斋月期间，报告疲劳和不愿工作的情况非常普遍，且注意力水平也有所下降。Toda & Morimoto (2004)发现尽管斋月禁食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不太可能持续至斋月之后。
斋月对个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也有广泛影响。每天黎明前的苏胡尔(suhur)和日暮后的开斋饭(iftar)是涉及家人、朋友和同事的社交活动。在斋月，清真寺会举办许多特别活动，如晚上额外进行的塔拉维祈祷。因而，清真寺人数的增加是该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并非所有的斋月习俗都具有社交性质。在最后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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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af仪式强烈鼓励穆斯林阅读古兰经。Afifi (1997)表明禁食的人更倾向于看电视、听广播、祈祷和阅读古兰经。
由于斋月的上述特征，人们很自然地期望斋月会影响个人决策和经济相关的信念。但对每个特定的斋月习俗，其影响因人和国家而异。本文的实证策略利用了关于禁食要求的外生性冲击，以避免内生性问题。
四、实证框架
（一）数据
本文的一大关键变量是斋月期间规定的禁食小时数：先利用伊斯兰哲学在线
(Islamic Philosophy Online,
http://www.muslimphilosophy.com/ip/hijri.htm.
)
的数据将伊斯兰历转换成公历，再通过美国海军天文台的天文应用部门(Astronomical Applications Department)数据得到任何地理坐标在任意时期的日出和日落时间。
将斋月禁食时间的数据与各类数据库进行匹配。利用世界宗教项目(World Religion Project)得到穆斯林占一国人口的比例，该数据包含1945-2010年每五年每个国家的信徒数量的详细。作者通过插值法和外推法生成年度面板。经济增长数据来自PWT8.0，主要指标包括1950-2011年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的工人人均实际GDP增速、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增速。主观幸福感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六轮数据，其中也包含信仰和价值观的信息，以及宗教参与的衡量标准。
（二）识别策略与实证规范
本文的识别策略基于一个事实：斋月期间的日照时长会随着时间推移在各国之间产生差异，且伊斯兰历法中没有闰年。斋月的斋戒时间的外生变化来自两个因素。第一是斋月开始的时间，在夏季举行斋月的年份白天更长，《古兰经》规定的斋戒时间也相应增加。第二是所处纬度，即夏季斋月期间日照时间更长，冬季更短。由此，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涵盖了斋月时间和国家纬度的所有独立效应。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即为变动性的来源。
作者利用PWT8.0来说明上述两个因素。图1体现了穆斯林在人口中的比例，以及国家所处纬度。图2绘制了孟加拉国、印尼和土耳其三个国家每年的日均禁食时长，显然存在着国家间的差异。图3将穆斯林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绘制了全样本以及上下20%分位的每年日均禁食时长。
本文的一个估计方程为：
文章将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但在稳健性检验中作者还按国家和年份进行双向聚类，如Cameron, Gelbach, and Miller (2011)。
五、基准结果
（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1列出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1至6列表明禁食时间更长的穆斯林国家的工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为负值，其中第2列的估计结果意为同纬度国家在夏季斋月期间平均增长率较低，第3列意为在任意给定的年份中斋戒更长的国家平均增长率较低，第4列是基准结果，第5-6列表明额外的控制不会影响点估计。第7列对式(2)进行估计，发现禁食时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且交互系数表明斋戒的影响存在于穆斯林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其程度与子样本相似。由于穆斯林占比对斋戒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故第8列在式(2)的基础上考虑了不同穆斯林占比的异质性，即引入禁食时间与份额所处范围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图5以图形形式展现了第8列的估计结果。
作者还考虑了结果可能受到收敛或均值回归的影响。为解决收敛性，作者在右手侧控制了滞后的对数GDP，并参考Barro (2012)，要求收敛率处于1.7%-2.4%间。此外，考虑到感兴趣的结果随着时间存在缓慢的课预测的变化，作者还将数据折叠成五年(或二、三、四年)以过滤年度变化中的噪声。
由于过于炎热的夏季可能加剧了禁食的影响，作者控制了斋月时间与夏季月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发现这些系数都非常小，排除了夏季可能存在的不对称效应。
（二）对主观幸福的影响
表2列出了对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第1-3列表明斋月禁食会增加穆斯林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第4-5列考虑了性别异质性，虽然两性的点估计值都显著为正，但女性的点估计值稍大。第6列是有序logit回归，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幸福问题的四类答案。第7-12列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回归与前六列类似，但估计值更大。总的来说，尽管斋月斋戒在穆斯林国家有着重要的物质成本，但是在斋月后，穆斯林的生活明显感到更快乐、更满意。
六、讨论
本文的核心结果非常明确：第一，更长的斋月斋戒对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数量上与Barro & McCleary (2003)类似；第二，更长的斋月斋戒对穆斯林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两者表明，尽管穆斯林相对更贫穷，但是更快乐，即生活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被更长或更密集的法定宗教活动带来的非金钱利益所掩盖了(文中估计值为净效应)。
作者接下来探讨了哪些机制能够解释对经济表现和主观幸福的不同影响。
（一）代价高昂的宗教活动
由于斋月的宗教习俗可视为一种俱乐部商品，作者参考了Iannaccone (1992) 提出的宗教活动作为俱乐部商品的模型。一个关键思想是，个人从宗教活动中获得的效用在宗教伙伴的参与中增加。但俱乐部商品存在搭便车问题，即个人未考虑到其参与对其他成员的好处而导致的宗教活动的供给不足。
因而，提高宗教活动的严格性和成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改善成员的福利。第一，这可能会增加参与其他活动的相对成本。在斋月的例子中，更严格的斋戒意味着更难与不遵守教规的人交往，鉴于许多社交机会涉及饮食。第二，严格的做法作为一种筛选手段，可以将相对不忠诚的成员或潜在成员拒之门外。如果个人对宗教活动的偏好是异质的，则只要愿意参与的人足够多，就存在一个分离均衡，其中更虔诚的人会分流至需要其成员严格牺牲的群体中。
上述结论与本文的基准结果相吻合：提高禁食的严格性在经济上是昂贵的，但仍然能够提高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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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资格与参与度
作者首先探讨了增加禁食要求对不同宗教团体成员类型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WVS数据库可将受访者分为是否参与宗教或教会组织，以及是否是活跃成员、不活跃成员与非成员。表中第1-2列表示延长斋月时间对宗教组织的活跃成员有负面影响，第3-4列表明这对非宗教组织的成员有正面影响且增加的幅度与前者减少的幅度类似，第5-6列表明这对成为任何组织的积极成员的可能性不受影响。总的来说，提高斋戒要求的严格程度会减少穆斯林个体在宗教团体中的成员资格，并增加其他类型组织的成员资格。
表4探讨了增加禁食要求对参与宗教仪式的频率的影响。第1-3列表明斋戒的增加对出勤率没有显著影响。尽管这与前文的负面影响不一致，但俱乐部商品模型的框架指出了异质性：通过昂贵的实践进行筛选的个体将减少其参与度；仍然致力于群体活动的个体将增加参与率。在Iannaccone (1992)模型中，异质性由个人对宗教与非宗教活动的偏好所驱动，从而增加或减少其对宗教活动的投入。为捕捉这些深层偏好，作者对宗教与非宗教组织的积极成员和清真寺出勤率进行主成分分析，从而整合成宗教承诺(religious commitment)。但直接使用宗教参与率作为衡量宗教承诺的指标存在内生性问题，作者使用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穆斯林人口比例以及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作为自变量，对第一主成分进行回归分析，利用预测值代替真实值以避免内生性问题。这些预测值反映了个体在控制了人口统计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后的宗教承诺水平。作者根据预测值，将样本分为三个三分位，分别代表“高承诺”、“中等承诺”和“低承诺”个体，并探讨不显著的平均效应是否掩盖了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
第4列表明禁食时长的主效应为负，表明低承诺组降低了每月至少去一趟清真寺的可能性。第5列表明在每周是否出勤的层面上，对低承诺组的影响不显著，对中和高承诺组的影响显著为正，即提高了这些人的相对出勤率。第6列使用Likert量表数据进行有序logit，结果是相似的。
2.信任
在得出上述结论后，作者进一步探讨是否宗教参与模式的变化会导致个人信仰的变化。在这一层面上，宗教活动可被概念化为信仰产生(production of belief)的一种投入。
表5的第1-6列表明斋戒要求的增加对不同种类宗教信仰的影响不显著。但宗教组织实践并非只影响宗教信仰，还可能与宗教社会化有关，如Putnam & Campbell (2010)，即涉及社会化与社会资本。由此，作者考虑广义信任，并将其定义为一个虚拟变量：如果个人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则取1。第7-9列表明更长的斋月禁食对广义信任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有趣的地方在于估计值与表3中前三列类似。换言之，如果假设不同类型的组织在产生社会资本相关事物的能力可互换(即能力相近)，则在社会资本的总体层面，公民参与各类组织的倾向并未改变。
（二）生产率与劳动供给
本文也关心增加斋月禁食要求背后的经济成本。作者进一步探究了斋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源于其对生产率的影响，或对投入品供给决策的影响。具体来说，在祈祷等宗教活动中的时间和金钱投入会挤占生产性工作的产出或影响生产力。
作者认为斋月涉及的宗教活动符合争抢时间和资源的模式，即可能影响投入品的供应。以斋戒为例，尽管同时存在着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交活动对生产力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更强烈的斋戒对劳动生产率会产生负面影响。上述两个渠道都可以解释斋月期间更强烈的禁食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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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工资与偏好
为区分生产率和投入供给两个渠道，作者利用经济学原理说明前一个渠道与较慢的就业增长和较快的工资增长有关，后一个渠道只意味着较慢的就业增长。为此，作者使用了INDSTAT2(2013版本)制造业数据中1963-2008工资与就业的年度数据，其中行业按ISIC(第三版)两位数分类。
表6的前4列报告了劳动供给渠道的结果，只有一些微弱的负面影响。后4列表明制造业工资有显著增长，且各列点估计值相近。
上述结果存在较多局限性。首先，数据库对相对大型企业的限制会投射出不完整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部门相当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相对较小的正规部门，由此产生的生产率下降不太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全部原因。其次，虽然斋月投入可能部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负面冲击，但价值观和偏好的变化可能遵循相似的渠道。例如，在更长的斋月时间中，个体不太可能会报告工作比宗教或休闲更重要。
七、结语
本文利用伊斯兰历法和纬度相互作用作为外生冲击，因果地证明斋月的斋戒时长对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此外，这伴随着穆斯林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这些结果可以使用昂贵的宗教实践的标准俱乐部商品模型（Iannaccone 1992）来解释，并显示出与该模型的预测一致的证据。最后，作者讨论了禁食要求增加影响经济表现的可能途径，例如生产率和劳动力供应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为关于如何评估政策干预对福利影响的辩论提供了一些新见解，如将SWB指标视为除GDP等指标外的重要指标(Stiglitz, Sen, Fitoussi,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