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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特纳是耶鲁大学约翰·海·惠特尼历史学讲席教授，他积多年之功，倾注于此课。众人口中以编号“历史271”亲切相称的，便是历史系开设的这门人气旺盛、选者云集的课程。选课学生一贯超过百人，所以弗兰克每次至少可招六名助教，本书编者便是其中一员。
授课方式是教授每周一次面向所有学生讲授，再由助教们（均是博士生）分节讲解，通常是晚上在较小的研讨室里进行。弗兰克对待所有助教都如同未来的同事，很珍视闲谈间得到的反馈，保证了此门大课的品质。
他每周都请助教们去吃“Yorkside Pizza”，那是一家位于约克街的老式餐馆，而且总是他买单。他开玩笑说，大多数人显然出于客气，强忍馋虫，点的都是清淡的金枪鱼沙拉，但总有某位助教会无所顾忌，叫上炸鸡三明治和大份薯条，或许还有什么甜点。此处抖出的这些趣闻轶事，想说明的不仅是弗兰克的慷慨（总是他请客），还有他得体的幽默——这门课的教学始自20世纪90年代，恰逢研究生政治在耶鲁大行其道。
弗兰克身上尤其体现了耶鲁历史系的强大传统，这也能从北美其他文科名校得到呼应，包括弗兰克本科就读的那所著名大学——地处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学院。这种学术传统包括运用既不晦涩又很学术的方式来描述诸多观念，此为更专深研究之前提。
关于耶鲁大学思想史传统的确切起源还不甚清楚，不过，弗兰克的直系前辈暨博导富兰克林·勒·凡·鲍默（Franklin le Van Baumer，1913—1990），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了20世纪中期历史系的脱胎换骨，他是耶鲁这一研究方向的现代缔造者。他对研究历史的人太多颇有微词。
给鲍默写生平的人指出，他“拒绝固守某一种历史哲学”，只提供“原始材料给学生，鼓励他们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特纳延续其师路径，常常打趣说思想史最好是历史而不是思想。在课堂讲授中，他仍是把原始材料放在首位，从不羞于大段引用材料，而非代之以自己的描述。
弗兰克善于以大量的图片来展示史实，尤其是在讲解关于性别角色的内容时。他还会运用艺术，找来那些能够引发美感共鸣的绘画，在课堂上展示。在讲解瓦格纳（Richard Wagner）时，弗兰克明白不能仅仅描述音乐，所以他带了一部便携CD播放机，播放歌剧《汤豪舍》（Tannhauser）高亢的乐章或类似片段，并适时调节音量，避免让整个大讲堂都震荡着乐音，只是将在座的学生带入一种略微激动的状态。正如他后来所讲，这些怪趣的效果是修过这门课的学生最为津津乐道而念念不忘的。
这一课程最突出之处是它的严谨，这一点是经年努力而形成的。特纳既没有把教育与娱乐混淆，也没有过度表现他本人的专精学术而让课程失去平衡与全面。
例如，他对英国牛津复兴运动主要人物约翰·亨利·纽曼很有研究 ，在2002年还出版了纽曼的思想传记，影响深远，但在本书中却只是简略地提及纽曼；弗兰克讲到马克思时，也未曾流露出对这个德国哲学家一丝一毫的愤恨，他只想让马克思摆脱人们在其身后形成的观念成见。
不管所讲到的思想家如何为人诟病或者有多麻烦（他常开玩笑说，“你可以说你怎么喜欢尼采，但你真的没法带回家给妈妈”），他总是只专注于讲解他们在其时代背景下究竟想要说什么，同时会设身处地去思索他们的影响。
当然，弗兰克的博学在本书中也处处可窥，尤其是谈及历史化的自然，特纳视其为达尔文进化论必然的思想先导，故而紧随其后便是达尔文与创造论的内容。在这两部分，弗兰克慧眼独具，以史料说明达尔文终其一生对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及自然神学均态度亲近，并无敌意，尽管两者当时已招致否定而被弃之不用。
只要你仔细聆听，弗兰克的冷幽默会层出不穷。听他简明地讲述了理查德·瓦格纳那令人炫目的飞黄腾达，以及人们对他的狂热之后，紧接着我们得知，“次年瓦格纳在威尼斯去世，他最后的居所成了当地的赌场”。去一趟威尼斯就会知道这一点，你可以想象弗兰克找到这个细节时的欣喜。
他不时地会把一组事实与另一组事实冷静地放在一起对比，听众们都会心地笑了，而弗兰克却从不带倾向性。正如他所认为的，历史的探索是严肃的，不可轻浮。当然，他从未忘记他的年轻听众，所以会特意在讲课中点评人类所经历的某些荒谬之事。
闪耀的眼眸伴随着犀利。举个例子，在首讲之初，我们被一种独特的观点惊呆了，“是卢梭挑起了文明人对自己文化的憎恶”。如果说这一评价透露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那只是因为弗兰克希望他的学生对流行理论及运动保持警醒。他心中秉持的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揭露假话背后的真相，如其所是地让研究对象呈现出来，祛除眼下及过去的虚妄。
2010年弗兰克突然离世，令人悲痛万分，一项伟业戛然而止，也使得他在系列专著《耶鲁西方思想史》（The Yal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est）所承担的文卷无法面世。
这一套书力图依照时间之序来展开西欧从中世纪早期至今的思想历程和观念发展，其中三卷由科利什（Colish）、鲍斯玛（Bouwsma）与伯罗（Burrow）执笔，分别负责公元400年至1400年、1550年至1640年、1848年至1914年三个不同时段。
弗兰克的这一卷应为《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1750年至1860年》（Intellectuals in a Revolutionary Age，1750-1860）。这本未竟之作无疑会取自这门课，尽管如此联系纯属个人揣测。鉴于弗兰克原定著作的空缺，这门课程当属珍贵异常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