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古代复仇杀人案件到底是怎么处理的·专题

“于欢案”（此处并不想使用网络上通行的“辱母杀人案”等名称，一审判决于欢犯故意伤害罪，不知所谓“杀人案”的说法源自何处？）经《南方周末》报道，在网络上迅速升温、持续发酵，已取代“国足”与“鳝鱼”，成为短短十余天内最大的网络热点话题。与之相关，中国古代孝子复仇杀人案件的关注度也逐渐升高，大家开始越来越多的探讨中国古代（当然也会探讨西方）孝子杀人案件究竟是如何处理的。我们的热烈探讨当然是基于对一审判决的不满，但在发泄不满之前，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平静的态度，应该考虑清楚到底是对什么不满？究竟是对立法不满，觉得法律条文应该明确肯定必要条件下“以暴制暴”行为的合法性。还是对司法不满？认为法律条文规定是恰当的，比如说立法实际上赋予了公民一定条件下“正当防卫”的权利，但司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不公。亦或是兼有对立法与司法的不满。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古代复仇案件怎么处理”。我们仍然要明确一个前提，我们从这些古代案件的记载中得到了什么信息？目的是什么？

首先，这些所谓的古代孝子复仇案件与今天的 “辱母杀人案”是不是相似？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看到的事件多集中于孝子在父母受辱或是被害若干年之后，手刃仇人。更极端者，“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旧唐书·孝友·王君操传》）其主观方面对于杀人行为的性质、法律后果，甚至复仇杀人行为的细节都是有明确认识的。比如前述隋末唐初杀人食肉的王君操，他面对官员的质问，回答：“亡父被杀二十余载，闻诸典礼：父雠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灭亡，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这与于欢“当场”的行为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而于欢持刀刺伤他人的行为根据判决书所认定的法律事实，也不是处心积虑的杀伤性为。

其次，怎样看待这些记载古代孝子复仇杀人案件的文字？大量文字都来源于正史文献甚至笔记小说。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法制文献与司法档案，从这些记载中提取不出太多有效的法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