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阿甘本对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电影、科学等各种不同知识门类的探讨，使得他的哲学思考总是在浸入时代精神的同时，又能够出乎时代的限制而拥有一个超然于时代之上的广博视野。如他在《何谓同时代人？》中所言，“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当然，即便与时代保持着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某些才智之士可能还甚为鄙视这个时代，但对一个明智清醒的人来说，他也同时能够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不可改变的，同时他也无法逃离自己的时代”。
阿甘本本人，与我们这个时代就处在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中。他既依附于我们这个时代，他的书不仅在欧陆地区甚为流行，其英译本的出版速度几乎已经快到要与原版同步，而他本人，也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同时，阿甘本之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如此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与时代保持着距离，他并没有迎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时代的偏好与习俗。看起来，他所擅长的对于各类术语的词源学分析，他对各种知识的谱系学考察，他沉潜其中的古希腊哲学，犹太教教义，伊斯兰教法，基督教神学和现当代哲学，艺术和文学，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谷歌deep learning机器人，VR技术和大疆无人机包围中的现代人而言，确实显得格格不入，不合时宜。然而，正如阿甘本本人所言，“成为同时代人，首先是勇气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不但要能够坚定地凝视时代的黑暗，也要能够感知黑暗中的光”，“因为开启现代之门的钥匙隐藏在远古和史前。”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
作者：吉奥乔·阿甘本
译者：蓝江
版本：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阿甘本认为誓言指向了一种对语言经验的特殊回应，这一回应催生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宗教和法律。正是誓言让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宗教体制成为可能。
因此，要想更好地理解现代，首要的事情就是要理解现代之前。理解那个塑造了我们如今这个时代的历史。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并非尽善尽美；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并不是一个历史终结之点，并不是乌托邦实现之地。那我们就有必要超出眼前的现时代，去思考另一种可能，但这种朝向未来的思考，并非空想，而必须植根于我们对过去的深刻理解。“这种考古学，并不是要回归到历史上的过去，而是要返回到我们在当下绝对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过去）。”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意味着过去所隐含的另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事实性的层面上已经不可再经历了。那么，“成为同时代”就意味着，回归到我们有可能所身处的当下，这一当下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正在经历的当下。如果说现在的当下是被光所照亮的场域，那么，成为同时代就要求我们去凝视那光亮背后隐藏着的黑暗，凝视黑暗中可能有的光亮。这同时也让我们既凝视着所身处的时代，又总是与时代处在若即若离之间。
渎神与神圣
亵渎不可亵渎之物是将来的任务
对过去的凝视、回望和经历，极其鲜明的体现在阿甘本对“渎神”（profanazione）这一概念的辨析上。
实际上，渎神在阿甘本的哲学中是与“神圣的”（Sacre）概念相对的。而神圣人（Homo Sacer）正是阿甘本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但与通常印象相反的是，在阿甘本的哲学中，所谓的神圣人，并非多么光辉伟大正确的形象，而恰恰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神圣人，指的是那些因其献祭而被从人的法律当中移除、隔离出去的人。这些被献祭的人作为祭品而被排除出世俗法律的管辖范围，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赤裸的，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生命。处于这种状况下的生命，人人都可以不违法地杀害它。阿甘本用神圣人这一概念，想要表达的实际上恰恰是在现代治理术的管制下，被统计学变成数字，并加以区分的纯粹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