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拐点的高考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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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中学毕业以来，一直在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又脏又臭的猪倌。期间，连写个小说散文，想要发表，每次都挡在政审上（杂志发稿前，会发封信给我们团宣传部，询问我的政治状况）。

事实上，此番参加考试，我们团虽然没有拦我，但我心里有鬼。我们团，也没有几个人认为我能考上——倒不是担心我水平不行。其实，那一年由于是仓促上阵，各省出题，考题在今天看来，相当的弱智。数学题连我这个没怎么学过，也没有复习的人，大体都能做出来。我考的是文科，语文数学政治各一张卷，历史地理一张卷，卷子上就没有什么难题。古文翻译，就是《列子·汤问》上的愚公移山。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跟我同考的上海知青，把“愚公长太息曰”，翻成了“愚公的大儿媳妇说”，我听了也没笑，因为比他差的人更多。当年应考的，我们那一个小小的团，看上去满坑满谷。初试的时候，就有一大批人趴在桌子上学张铁生给领导写信，说自己虽然不会答题，但根正苗红，思想进步，请与考虑云云。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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