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确诊抑郁是在2014年，29岁的我出国留学读MBA后。我要在伦敦待1年，出发前我留给父亲一万二生活费，交齐房子的物业水电，想着他还有养老金，在老家，这足够花用。
我留学2、3个月时，他打电话催我寄钱，说把钱花光了，“你不给我，我就没饭吃。”我站在伦敦街头，试图和他讲：“我给你钱，我下个月就得流落街头了。”他却回：“你先给我，我以后还你。”
我难以置信，头一回看清父亲：为了自己有钱花，女儿在外是否能活下去是不重要的。
这认知足够将我击溃。在英国，我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心理咨询师让我记录每周最恐惧的事情，我发现，我反复书写的是：父亲来电。我害怕接他的微信和语音，全是威胁和索求。每次接到，都意味着麻烦：给他钱，帮他还钱，一连串我必须处理的烂摊子。
我尝试摆脱父亲的勒索。2022年春节，我去母亲家玩了一天，他不停打电话让我回去，我拉黑了他的号码，那天他拨了500多个电话。第二天我回家去看他，走在广场上，他突然冷冷抱怨，“你买的手机太难用。”然后将手机扔到地上，砸得稀烂，看着我，我明白了：他要我去捡，去再买一个。
我曾一遍遍反刍他这样羞辱我的用意，陷入花大量时间和原生家庭的掰扯中。而他曾娴熟运用愤怒和威胁，制造焦虑和恐惧，来控制我。但那天，我看着他，没捡。
父亲那次醉酒抢救后，不久后，我把他送进了老家一家养老院。现在我已经40岁，转行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尽力让自己的生活的重心放在：看书，睡觉，做美食，健身，试着缩减父亲对我生活的影响，
将生活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是三年里，我仍会不时接到护工的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养老院对人大吼大叫 ，和其他老人刻意引起冲突，就是为让护工给我打电话，或许，直到最后的分别到来，我才能不用再接到他的电话。
人到中年
，
我仍渴望
从“
匮乏”的父
母身上获得爱
陈江，36岁，媒体人
2023年，我从广州辞职，跳槽到北京，就为离家更近。同年，我又如愿落脚在天津，高铁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河北—父母离开东北买房安家的地方。每个周五傍晚，我会踩点冲进车站。
在这两年里，尚未进入婚恋的我，从原生家庭中获得了被爱的感觉。有时，我会提前一两天和母亲指定自己回家想要吃的饭菜，大碴粥、红肠等东北正宗经典美食，和姥姥一起看电视，由妈妈陪我去市周边，帮我买好我想要的衣服和鞋子。
2024年9月，我身上长了疱疹，妈妈特地从家里来到我的出租屋里，带我看病，为我煮饭。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春天，我会请母亲来北京居住，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在家吃饭、看书、睡觉，偶尔会帮助母亲干点家务，节假日的时候，我也会为父母添置点礼品，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每周频繁地与父母互动，我和父母间的关系却有了更多裂缝。父母对我不太满意，他们觉得我36岁了，未婚未育，没有他们所期待的稳定工作——这似乎是不能容忍的。而我们之间常常起冲突的，是渐渐撕裂的金钱观。
从广州跨城跳槽到北京时，我父亲一点不关心我的职业发展，只会用斥责的语气说，那你不得赔人家房东押金？对他而言，几千块的押金远比人生规划重要。
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2022年一次回家，母亲拿起我吃过的排骨，啃食剩余不多的肉渣，似乎但凡有一点余留，她的心都会抽痛。我几乎是向母亲吼：
“人有脸，树有皮。你知不知道？”
母亲还会将吃剩下的带鱼再打扫一遍边刺，剩下的梨核抄起来就啃，在公交车上拿着塑料袋吃着泛酸的葡萄，又把皮吐回袋子里……
这会在潜意识中，激发我家庭匮乏的早年记忆。父母来自东北小城，60后，这代人受经济匮乏与恐惧失去的折磨，他们怕花钱，更怕艰难累积的财富一去不返，
小时候，父母竭力托举我，将我培养成为县城里的高考状元。但买课外读物或者教辅资料时，他们仍会心疼钱，问我，怎么买这么多书？
我不希望这种节约，一种由深层焦虑演化出的生活哲学，让我们家人之间爱的表达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