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元史三贤”之一周清澍佚事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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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门弟子的纪念也触动了周清澍对师恩的追忆。他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庆幸遇到了三个“贵人”。第一个“贵人”是周一良教授。为了培养他，周一良亲自带他去东语系拜谒季羡林先生。尽管1957年周清澍被派遣支援内蒙古大学，离开了北大，转向蒙元史，但周一良毫不计较，二十年后，又为他在蒙元史领域取得的成果《元蒙史札》写序祝贺。周一良的才子气质，与生俱来的出口成章，下笔千言而逻辑严密，都令周清澍望尘莫及，仰之弥高。对周一良被动卷入“文革”，参加了“梁效”，因而对这些要求“说清楚”而实际不能得解的悬案，他只能保证自己尚有良知与清白，没有反对周总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弄得我这个学生不知如何好”。真是使吾等后辈说来如在现场，感同身受，因而抱有深深的“理解之同情”。

第二个“贵人”是翁独健先生。翁先生也是北大的授课老师。亚洲各国近代史是当时历史系规定的必修课，翁先生专讲中亚伊朗、土耳其的中东史。他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跛一足，但授课时精神矍铄，口若悬河，又重点突出。当时他已兼任北京市的教育局长，公务繁忙，但仍不辞繁冗，为学生授课。周清澍得其悉心指导，不几年就发表了论述蒙古族如何向封建制过渡，以及《成吉思汗生年考》的文章，引起学界瞩目。周清澍后来连续发表阐述蒙古汪古部的五篇系列论文，得到高度赞扬，也奠定了他在蒙元史学界的地位。他在翁先生指导下，敢于对东方学巨擘伯希和的未尽之处质疑，也深为同仁们称道。

他的第三位“贵人”是亦师亦友的蔡美彪先生。他们两人相差仅三岁，蔡美彪生于1928年，周清澍生于1931年，周进北大时，蔡已是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因住地不在一起，两人并不相识。因为蔡常在北大的《国学季刊》和《历史教学》上发表文章，所以名声在外，已为周清澍熟悉。1955年，蔡美彪出版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又与文学所所长罗常培合作，从数万张拓片中沙里淘金，发现了一批八思巴文字的材料，两人协力，于1959年出版了《八思巴文字与元代汉语》。五十年代末，鉴于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尚未完成，范老重组了编写队伍，其中有蔡美彪。被选中参与《通史》编写的青年才俊，在当时享有很高的荣誉，首先它说明政治上的可靠，其次业务上也是有一技之长，可谓是又红又专的队伍。1961年，范文澜等历史学家考察内蒙古，周清澍参与接待，与蔡美彪一见如故，相见恨晚。1972年，中央决策，以蔡美彪领衔，重组力量续修《中国通史》，蔡美彪经慎重比对选择，决定约请周清澍参加《通史》第六册、第七册的部分撰写工作，这对正处于学术成长期的周清澍是很大的鞭策与鼓舞。周清澍不负蔡公的期望，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相关撰写，还对有关蒙古汪古部族源、封王事迹、领地、通婚等等作了创制性研究。这是蒙元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学者都喜欢购书、藏书，当然，因为专攻有异，各人读书与藏书的志趣与范围是大不一样的。以杨讷、周清澍而言，他们拥有的许多基本必读书是一样的，如点校本《元史》《元典章》《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等，但也有相异之处，如周清澍更注重民族史，而杨讷更用心于白莲教史。因此公正地说，周、杨两人藏书相较，杨的“玩书”成分更浓一点。而周则时时不忘元史的大方向，每读一种元人文集，他都会细心地录下该书的版况，如牌记、纸质、行数、字体、字数、插图等等，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终于汇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元人诗文集综录，成为蒙元史学者入门的必备工具书。八十年代初，出版艰难，虽经南京大学的陈得芝、邱树森等竭力争取，仍不能如愿刊行，只得以《南京大学学报》增刊的形式出版。202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终于正式出版，书名为《元朝诗文别集版本目录》，了周清澍一个心愿，告慰时贤与新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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