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同之末，边政不修，李贲狂迷，窃我交、爱。敢称大号，骄恣甚于尉他；据有连州，雄豪炽于梁硕。公英谟雄算，电扫风行，驰御楼船，直跨沧海。新昌、典彻，备履艰难；苏历、嘉宁，尽为京观。三山獠洞，八角蛮陬，逖矣水寓之乡，悠哉火山之国，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闻，莫不惧我王灵，争朝边候，归賝天府，献状鸿胪。此又公之功也。[24]
可见京观之立，是帝王赫赫武功的证明。当然，京观也是武将功勋的纪念碑，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墓志资料中，也常以“京观”之置来夸耀志主的武功，例如建义元年（528）《魏故使持节仪同三司都督相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相州刺史元公墓志铭》就称赞志主元端“功坚易于折枯，摧强甚于汤雪，偃骸积尸，野成京观，获将献俘，千有余级。实乃殊机异诡，应时剋捷也”[25]。《齐故齐沧二州刺史高公墓铭》也说志主高建“入参谋画，出摧妖旅，歼彼鲸鲵，迺为京观”[26]，这都表明，无论当时是否真的建立过京观，在墓志的书写中，它们都已成为宣扬军功的重要修辞。
然而，此期也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刘裕率军北伐，以名将檀道济为前锋，“至成皋，伪兖州刺史韦华降。径进洛阳，伪平南将军陈留公姚洸归顺。凡拔城破垒，俘四千余人，议者谓应悉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甚众。”[27] 从“议者谓应悉戮以为京观”一语观之，当时人们对筑京观的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不过，檀道济面对的并不是已经在战场上阵亡的敌军将士，而是四千多名俘虏，要杀死他们来建京观，显然过于残忍，故他决定将这些俘虏释放，这种仁德之举使他赢得了北方各族百姓之心。
在京观问题上显得更为仁慈的皇帝，无疑是梁武帝萧衍。在永元三年（501）十二月起兵征讨南齐东昏侯的战役胜利之后，他就下令：“以义师临阵致命及疾病死亡者，并加葬敛，收恤遗孤。”这是要厚葬己方阵亡将士。对于敌方阵亡将士，萧衍又下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28] 在初唐许敬宗所编《文馆词林》中，保留了任昉为萧衍所撰这两道命令的原文，后者全文如下：
令：近朱雀之捷，义勇争奋，离心之众，敢距王师。钲钺一临，望尘奔陷，睢水不流，只轮莫反。求之政刑，允兹孥戮。但于时白旗未悬，凶威犹壮，驱逼所至，非有祸心。凡厥逆徒于阵送死者，可特使家人收葬。若无亲或有贫苦无以敛骸，二县长尉即为埋掩。仁及枯骨，非所敢慕，尚或瑾之，庶几可勉。凡建康城内诸不逆（达）天命自取沦亡者，亦同此科，便可施行。[29]
可见，萧衍在建国之初的征战中，就对敌军的尸骸怀有慈悲之心，不仅不立京观，而且令其家人收葬或由地方官府加以掩埋，这当然也是攻下建康之后安抚人心的一项举措。
类似的场景后来多次出现。天监十年十二月，梁军在朐山（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海州）大破北魏军队，取得了“斩馘十余万，剋复朐山城”的胜利[30]。十一年（512）四月戊子，梁武帝下诏曰：“去岁朐山大歼丑类，宜为京观，用旌武功。但伐罪吊民，皇王盛轨，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31] 从战果来看，朐山之战无疑是一场大捷，在当时京观频现的语境中，建立京观来宣扬军功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梁武帝的诏书也承认“宜为京观，用旌武功”，只不过他强调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仁德之君当“掩骼埋胔”的传统，因为没有掩埋的骸骨不仅会造成疾疫，还有可能成为危害人间的厉鬼[32]。
到了天监十二年（513）二月，梁武帝再次下诏：“掩骼埋胔，义重周经，槥椟有加，事美汉策。朕向隅载怀，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宇县遐深，遵奉未洽，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沉枯，弥劳伤恻。可明下远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葬，或蒢衣莫改，即就收敛，量给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归。”[33] 显然是要将“掩骼埋胔”的恩德从朐山战场扩大到全国。我们推测，梁武帝此举似乎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如所周知，梁武帝是魏晋南北朝史上最为崇佛的皇帝，他不仅亲受菩萨戒，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而且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佛教国家”[34]。虽然在两份诏书中都没有明言他掩骼埋胔、不立京观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但其背后的佛教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这一点，到了隋与唐初就看得更为明显了。
与梁武帝一样，隋文帝杨坚也是中国古代崇佛最力的帝王之一。由于他本人由神尼智仙抚养成人，故对佛教有着天然的亲切情感。在建立大隋帝国、结束了中国三百年的分裂局面之后，杨坚没有依据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去泰山登封告成，而是以护持佛法的转轮圣王自居，并模仿历史上最著名的转轮圣王——阿育王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颁发舍利、建立佛塔[35]。在他的努力之下，大隋帝国的新都大兴城也成为全国佛教的新的中心[36]。事实上，佛教的影响在当时已经深入到隋王朝的方方面面，而在一些曾经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佛寺。
据开皇十七年（597）成书的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记载，开皇元年（581）七月，杨坚即位不久，就下诏在其父生前征战之地——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37]。诏书由李德林所撰，全文保存在初唐高僧道宣所编的《广弘明集》中，诏书首先追忆了杨忠作为北周大将东征西讨的一生，并称：“积德累功，福流后嗣。俾朕虚薄，君临区有，追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权变不常。用轮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华。玄黄之野，久同净国。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导水，尚且铭山；周曰巡游，有闻勒石。帝王纪事，由来尚矣。其襄阳、随州、江陵、晋阳，并宜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庶使庄严宝坊，比虚空而不坏；导扬茂实，同天地而长久。”[38
] 为了纪念其父功业，隋文帝下诏在杨忠生前四次最重要的战役之所各建一座佛寺，不仅要建碑颂德，也有“增长福因，微副幽旨”，为杨忠祈求冥福之意。
如果说隋文帝所立的四所佛寺主要还是为了歌颂其父的功业，那么，他在次月下诏于相州所立的一所佛寺就明确与京观联系起来了。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记载了此事[39]，但诏书亦为节文，其全文则同样保存在《广弘明集》中：
门下：昔岁周道既衰，群凶鼎沸。邺城之地，寔为祸始。或驱逼良善，或同恶相济，四海之内，过半豺狼。兆庶之广，咸忧吞噬。朕出车练卒，荡涤妖丑。诚有倒戈，不无困战。将士奋发，肆其威武。如火燎毛，始无遗烬。于时朕在廊庙，任当朝宰，德惭动物，民陷网罗。空切罪己之诚，唯增见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战实危机。节义之徒，轻生忘死。干戈之下，又闻徂落。兴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怀至道，兴度脱之业。物我同观，愚智俱愍。思建福田，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长；悖逆之侣，从闇入明。并究苦空，咸拔生死。鲸鲵之观，化为微妙之台；龙蛇之野，永作颇梨之镜。无边有性，尽入法门。可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其营构制度、置僧多少、寺之名目，有司详议以闻。[40]
相州即今河南安阳一带，在杨坚建立大隋帝国的道路上，相州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一年之前，他刚刚以北周静帝外祖父的身份掌管朝政，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关陇宿将尉迟迥在相州誓师，声讨杨坚。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并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在这三方之中，尉迟迥所在的相州是杨坚最主要的用兵方向，他派遣名将韦孝宽全力进攻，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可以说，正是此战的胜利，为杨坚扫清了夺取帝位的最大障碍。
然而，对于杨坚而言，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伤亡还是使其心生怜悯，于是下诏在相州的战场上建立佛寺一所，并立碑纪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伽蓝之设，不仅仅是为了己方阵亡将士祈福——“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长”，还希望“悖逆之侣，从闇入明”。显然，这已经比梁武帝“掩骼埋胔”的举措又前进了一大步，因为他要进一步救度他们的亡魂。不仅如此，杨坚还自觉将这座佛寺与此前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京观”对立起来，诏书对此有清晰而有力的表述：“鲸鲵之观，化为微妙之台；龙蛇之野，永作颇梨之镜。”化京观而为伽蓝，这可能是在佛教世界观的影响之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敌军亡魂有救度的观念产生，也就是诏书所说的“并究苦空，咸拔生死”，“无边有性，尽入法门”。
隋文帝对于京观的态度影响颇大，虽然在隋朝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取得了许多重大战争（如对突厥的战争、平陈之役、平定西南蛮之战等）的胜利，但几乎没有建立京观的记载。然而，到了炀帝大业末年，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京观又重新出现在历史舞台。例如大业中，“彭城贼帅张大彪、宗世模等众至数万，保悬薄山，寇掠徐、兖”，大将董纯奉旨率军征讨，“合战于昌虑，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筑为京观”[41]。同样在大业中，屈突通任左骁卫大将军，“时秦、陇盗贼蜂起，以通为关内讨捕大使。有安定人刘迦论举兵反，据雕阴郡，僭号建元，署置百官，有众十余万。稽胡首领刘鹞子聚众与迦论相影响。……通候其无备，简精甲夜袭之，贼众大溃，斩迦论并首级万余，于上郡南山筑为京观，虏男女数万口而还”[42]。另一个例子来自李渊，大业十一年（615），他任山西河东道抚慰大使，“后至龙门县，有贼母端儿众数千人奄至城下，时诸军无备，为贼所乘，高祖亲率十余骑横出击之，所射应弦而倒，贼大溃，逐北数十里，伏尸相继于道。时高祖射七十发，明日斩首，筑为京观，于尸上尽得所射箭，其妙如此”[43]。可以看出，随着大业年间各地反隋武装力量的兴起，隋王朝也开始利用“京观”这个传统的工具来震慑敌人。虽然隋炀帝与其父一样，对佛教推崇备至，但在京观的问题上却与其父立场不同，在军事斗争的残酷现实面前，他已无法对敌军做到宽仁大度，更不用说像其父那样，建立佛寺为敌军亡魂祈福了[44]。
唐承隋制，在许多方面，唐太宗继承了隋文帝开皇年间的制度，在化京观为佛寺一事上亦是如此。唐初佛教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是在贞观初年，太宗下诏在其开国征战之地建立七所佛寺。李凇先生对这一事件的相关材料有大致的梳理[45]，但论证并不十分严密，且未能将立寺与废毁京观联系起来。我们在此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隋末农民战争，在遍布全国的战场上残存了许多未及时掩埋的尸骸。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六月诏曰：“自隋室不纲，政刑荒废，戍役烦重，师旅荐兴，元元无辜，堕于涂炭，转死沟壑，暴骨中原，宗党沦亡，邑居散逸，坟陇靡托，营魂无归。朕受命君临，为民父母，率土之内，情均亭毒，一物失宜，寝兴轸虑，念兹道殣，义先吊恤，虽复久已颁下，普遣葬埋，犹恐吏不存心，收葬未尽，宜令州县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邮亭之次，无复游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为非类。”[46] 唐太宗登基之后，也多次发出诏令来安葬战场骸骨。贞观二年四月诏曰：“隋运将尽，群凶鼎沸，干戈不息，饥馑相仍，流血成川，暴骸满野。朕往因军旅，周览川原，每所临视，用伤心虑，自祗膺宝命，义切哀矜，虽道谢姬文，而情深掩骼。诸有骸骨暴露者，宜令所在官司收敛埋瘗，称朕意焉。”[47] 显然，直到贞观初年，隋末农民战争给社会留下的创伤依旧难以平复，各地川原之上还是“暴骸满野”，所以太宗还得命令地方官负责收葬。
与此同时，太宗还命令在他一生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七次大战的战场上建立佛寺。如学者所言，七寺之置是受到高僧明赡的诱导[48]。明赡是隋朝大禅定寺的知事上座，在大业时沙门是否应该致敬王者的问题上，曾面对隋炀帝的威势持正不回，有护法之名。据道宣《续高僧传》记载：
贞观之初，以赡善识治方，有闻朝府，召入内殿，躬升御床。食讫对诏，广列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极，以慈救为宗。帝大悦，因即下敕：“年三月六，普断屠杀。行阵之所，皆置佛寺。”登即一时七处同建，如豳州昭仁、晋州慈云、吕州普济、汾州弘济、洺州昭福、郑州等慈、洛州昭觉，并官给匠石，京送奴隶，皆因赡之开发也。[49]
也就是说，七寺之立是在明赡的建议下实现的。不过，太宗之所以会听从他的建议还要从他自己的立场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