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另外的一个考虑是，我觉得社会学不是哲学，因此不能成为一门纯思辨的学问，哪怕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社会学者，也应该对经验研究有所感，从而来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滋养。我想通过博士论文来做一个扎实的经验研究，来锤炼和培养自己对经验研究的感受力。另外，做这个题目，也能促使我去深入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以及近代中国史，这也是我非常有兴趣的领域。埃利亚斯曾批评社会学“退守至当下”（retreatinto the present），缺乏足够的历史维度，我也深以为然，能借博士论文写作的机会来补历史的课，也是一件乐事。我自以为这一选择“一石三鸟”，选题也就大体这样定了。
我在写博士论文期间，读闲书看到“老清华”何炳棣先生的个人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当我读到他说“做学问就要做一等一的题目”时，不禁猛地一惊，自问自己是否选了一个一等一的题目来写论文，这是我不敢确定的。我后来又读到李欧梵先生的夫子自道，说他甘愿做二流学者，因为他深知做一流学者所需要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李欧梵先生似乎更有点逍遥自在的精神，而何炳棣先生则更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气质。我觉得，对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学者而言，可因应各人之心性，而各取所需，但常常问问自己，我正在追索的问题是否是一等一的题目，或许仍不无裨益。
今天“不发表就出局”的文化鼓励人们去写短平快的文章，而且学术的专业化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进入任何一个细小的领域，都有无数的文献等待着你，而为了适应这种专业化的趋势，那些哪怕是二三流的文献也不得不去费心阅读，在此情境下，“要做一等一的题目”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总想着“做一等一的题目”，一不小心就成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也是要提防的事情。总之，能将“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于一身，对于学者来说，殊为不易，而倘若能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就注意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则善莫大焉。
三、材料的收集
作为一项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在选题大体确定以后，主要要考虑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具体的理论视角与核心概念的问题，这一点我稍后再说；另一个则是经验材料的搜集问题。我要继续研究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文化，这意味着必须研读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我自知硕士论文所依据的档案资料略显单薄，所以想另找档案来源。如我前面所言，尽管近几十年来历史社会学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但社会学整体上仍缺乏对历史维度的足够关注，正因此，无论是我们的研究方法的训练抑或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著作，都鲜有历史档案研究方法的内容。可以说，对于这项主要基于历史档案的研究，我是心中无底的。
我最初的想法是，作为博士论文，我不能仅仅聚焦于一个县，而应该覆盖新中国初期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群众文化发展状况，为此，我理应去查看中央层面的相关档案。于是，我回到北京，准备去中央档案馆去挖掘“宝藏”。这多少暴露了我对档案馆和新中国的档案状况缺乏一些常识性的了解，因为中央档案馆并不是随便可进的。但我从香港跑到北京，不想就这样空手而回，于是我便跑到北京市档案馆去查阅档案。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有用的档案，但不知为何，始终觉得不太对路。我不太记得具体是何时做出的决定，总之，在北京市档案馆停留一周之后，我便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现在回想，我最终选择上海作为这项研究的个案对象，是受到了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的影响。李欧梵这本书的写法是有比较强烈的文化研究的色彩，它以很生动的笔触，比较立体地呈现了摩登上海的“声色电”。之所以说“立体”，是因为李欧梵不仅勾勒了这种新都市文化的物质面，也透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文本来阐释一种心态，就此而言，他呈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样态。以民国上海为代表的这种新都市文化兴起的背后，实际就是近代中国的都市现代性的兴起，放大来说，民国上海是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变这一历史进程的某种浓缩，这大概也是民国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聚焦所在的原因。如果说民国上海已经呈现了这种新旧交替之际的参差画面，那么“十里洋场”的魔都一转眼成为红色上海，这种变迁和反差并不比前面的那副参差画面更小，在这里，“传统”、“现代”与“革命”这几个近现代中国的关键词碰撞在了一起，这也正是吸引我前去上海的理由。
在那个盛夏的上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要走过南京路的步行街，兜兜转转地穿过几条小路，提防着四处涌动的电动车，来到外滩边的上海市档案馆。在这里，旧日上海的气息依稀能捕捉到。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档案的人显然比北京市档案馆要更多，在我停留的那几个月里，前前后后来了好多拨人，美国的、日本的和台湾的，也可见上海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中的热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上海市档案馆的保安都是西装革履，举手投足之间似乎都在和别人说，“这里是上海”。整体来说，上海市档案馆的服务是比较规范和方便的。馆内电脑有档案检索系统，所以可以根据关键词来检索相关档案，复印和打印档案也是很便利的。另外，上海市档案馆在档案开放方面的力度很大，我在那里调阅档案，印象中只有一两次因为内容敏感而不能调阅。有时候，中午和一群在那查档案的同道一起吃饭，常听他们讲在全国各地档案馆的不愉快查档经历，今日回想起来，仍要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这里，我想先讨论一下理论与资料搜集的关系问题。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朴素经验主义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朴素经验主义强调让经验材料自己说话，而研究者要尽力摈除任何的先入之见的支配，也就是说不要带任何理论和概念进入经验材料的搜集过程之中，以此来确保一种客观性。这种立场的系统表述大概就是定性研究中盛行的扎根理论（倘若我的理解没有大的偏差的话），而其社会学内部的渊源至少可回溯到芝加哥学派与布鲁默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他们倡导一种所谓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一传统下，研究者仅仅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客观中立地去搜集材料，进而对这些材料予以整理，然后从这些材料中提炼出概念，探究概念之间的关联，并与已有的理论进行对话。
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在于，实际上我们的头脑根本无法作为一块白板一样进入田野，更为重要的是，从一种诠释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田野，能够理解我们的田野研究对象，原因就在于我们是拥有一些“前见”和知识的，正是它们使得我们能够获得对田野对象的理解。因此，这些“前见”是我们能够进行田野调查的前提而不是障碍，只不过，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这些“前见”予以一番审视，并做一定的理论性思考。因此，我虽然理解这其中对于客观性的追求，但整体上并不认同这种朴素的经验主义，而更认同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于理论之重要性的强调，而这本书的背景之一自然是对美国本土社会学中的经验主义倾向的某种矫正。
就历史档案研究而言，历史档案如此之多，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穷尽，而必然有所拣选；此外，仅仅就一份档案材料来说，研究者在做札记的时候，也绝不是将这份档案材料全部照搬，而往往是有所拣选；再次，一份原始档案材料所提供的事实，并非是对真实现象的“映照”，其本身就是拣选之后的产物。因此，这些过程都涉及到材料的拣选，而这种拣选也必然涉及到自己的“价值相关”与潜在的理论概念之导引。另外，在获取历史档案材料之后，如何将这些杂乱的档案材料，编织成一幅有序的画面，一个连贯的叙事，也同样需要潜在的理论框架的支撑。因此，在历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处处都牵连到潜在的理论概念。推而广之来说，我们都是透过概念来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只不过我们并非总是对自己的概念有所自觉。
我们这里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并不是说经验材料是次等重要的，也不是说对经验材料的解读可以随意发挥而无需遵守科学逻辑的检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进行经验研究的同时，应具有理论的自觉，这是认识经验世界的必需；由于我们都不是上帝，不具有一种全知全能的视野，对于理论的自觉，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我们视角的局限性和可能的盲点，这实际更有助于一种所谓的“客观性”。因此，我们需要时时在自己的问题意识、理论视角与档案材料之间穿梭，相互激荡，进而不断扩张，不断修正。
回到我的研究，实际上，在研究之初，对于论文具体的理论框架是不清楚的。但是，如前所述，基于社会学的传统，关于文化变迁的讨论需要转向对文化的制度与组织基础的讨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毛泽东时代，对于文化而言，最为重要的制度与组织就是国家，只不过，我们需要把这个抽象的国家落实为具体的管理和运作文化事务的机构，这就是文化局及其管理的文化馆、剧场和游乐场等机构。因此，我的档案阅读就从调阅上海市文化局的相关档案开始，发现这里面的档案非常丰富，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又会对其他一些机构有所了解，因此也会拓展阅读一些其他相关机构的档案，比如说工会、影剧业同业公会等相关组织的档案。我也是在阅读上海市文化局的档案过程中，注意到上海大世界这个游乐场机构的存在，并了解到上海大世界在上海乃至整个江浙一带的影响力，所谓“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我意识到这个机构值得特别注意，随后就以“大世界”为关键词，集中阅读了馆藏的所有与大世界相关的档案，并初步打算以“上海大世界”作为论文的个案讨论对象。后来，又承蒙上海戏剧学院的沈亮老师非常慷慨地将他在黄浦区档案馆所查阅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大世界的一些资料给了我，这些资料对我后来的博士论文写作很有帮助。
在材料搜集阶段，我一共去了上海两次，每次都停留两到三个月。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住宿费是一笔很大的花销，我很感谢好友王俊和孙新生二位先后接纳了我，让我能够在居不易的大上海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那段时间，我太太已身怀六甲，同时也在香港求学。她每天要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要应付学业。所以，我每天都是在一种焦虑和不安之下开始资料的搜集工作，盼着早点搜集完材料回到香港。只要档案馆开馆，就全天候地在档案馆待着，真有点争分夺秒的感觉。档案馆下班之后，又赶紧前往上海市图书馆，因为那边晚上八点下班，还可以查阅一些资料和文献。资料搜集过程中的复印费和打印费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我记得当时是复印一元钱一张，打印一点五元一张。所以，看档案时往往要权衡一下是否值得复印或打印，有时为了节省费用，就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档案敲入电脑。日积月累，就积累了不少笔记。回到香港后，又抄录了很多自己复印打印的那些档案资料，有时连续好多天都在不停地打字录入，了无趣味。我之所以要把这些档案材料抄录下来，是因为很多档案材料字迹潦草甚至不是很清晰，把它抄录下来便于以后反复阅读。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材料电子化，非常便于检索和资料的分类整理。所以，尽管这个过程非常枯燥，但对于论文写作却非常有益处。基于这些档案材料，我抄录了七十多万字的笔记，这些笔记就是我后来博士论文的主要材料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