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航评《竹内好传》｜文学与政治：制造竹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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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道中落的感觉与童年时期的鲁迅类似。那个时候，鲁迅还叫周树人，因其祖父周福清“科举舞弊”被检举而导致家族破败。因而鲁迅也是在冷眼相伴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时代，养成了敏感与隐忍的性格。只不过，竹内一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的环境中经营失败，而鲁迅一家则是在帝国官僚制腐败未遂的情景中走向了没落。两种社会境遇截然不同，但它不影响竹内在阅读鲁迅的过程中强行“共鸣”。因为竹内是一个性格很洒脱的人，不会去做无聊的文献考据工作或者社会调查（回教研究所的经历或许是个例外，但那是一份按时打卡上班、有业绩要求的工作），也不太参考同时代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一味地沉浸在文学的“特权”之中。

高中时期的竹内好

竹内成绩优异，小学毕业时考入了东京第一中学，同校仅三人录取。但读高中时，由于家庭原因（与继母相处不来），他选择了大阪高中。在此，他结识了一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即后来日本浪漫派领导者保田与重郎。战后，竹内重新提及被人们遗忘的“亚细亚主义”“近代的超克”等等，都是因为保田的关系。这个时期的竹内还未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甚至有点反感：“我实在难以忍受他 （托尔斯泰） 那种道德家般的伪装。恐怕我最感厌恶的就属托尔斯泰和孔子了。”在鹤见列出的竹内阅读书单中，有罗曼·罗兰、安布罗斯·比尔斯、屠格涅夫、芥川龙之介等等。由于不喜欢孔子，他自然也不会喜欢当时日本的汉学家，而学校里的汉文课也成了他“最反感的课程之一”。

高中时期的保田与重郎

然而，由于竹内想找一个继续问家里要钱又不去工作的理由，而中国学科“可以免试入学”，研究中国文学“也并非什么坏事”，他最后去了东京帝国大学。这一年是1931年，竹内好二十一岁。在大学期间，他的阅读更为广泛。鹤见提醒读者，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竹内思想形成有重要意义。

1931年4月，大学入学时期的竹内好，第二排最左。

明治末期开始，在知识青年中，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就风靡一时，其《善的研究》是日本人第一部成体系的哲学著作，获得学术界与市场两方面的认可：

西田对知识、道德、宗教赋予“纯粹经验”的基础，既不是输入学说的介绍，也不是概述性的论述。所谓“纯粹经验”，是指将主观和客观尚未分离，也未加以思考和区分，即事实原封不动、经验原封不动的状态作为基准。西田摒弃了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的近代西欧的主客二元论，试图从连“我”的意识都没有的主客未分化的意识状态中重新把握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暧昧的心情和感觉的重视，是对人的直觉和经验的反省性的重新审视。 （紅野謙介：《物語岩波書店百年史[1]》）

这种哲学化的论述，很快会被竹内应用进文学分析之中。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竹内写道：“我下定决心非读此书不可。且通过阅读极为难得地感到自己实现了一场变革。”“《资本论》时至今日仍有一部分存在于我的血肉之中，相较经济结构本身而言，将其加以分解并实现重构的逻辑构造是更具有意义的，在表达上的推导也更加有趣。”比起《资本论》的结论，即“历史决定论”，竹内更看重方法。由此，他获得了批判近代日本社会结构的灵感。

三

竹内真正对中国产生兴趣，始于第一次中国旅行之后。1932年8月，竹内接受外务省资助，开启了所谓的“鲜满之旅”，此后他自费在北平旅游一个月。从他留下了《鲜满旅行记》《游平日记》来看，其目标是学习中文、参观名胜古迹、购买新书。当时的竹内汉语并不好：“我没有汉文修养，感觉这对自己非常不利。当时我的好友包括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他们都是寺庙出身，所以具备一些汉文学方面的素养。寺庙出身就相当于先天的家庭教育，要读经书，而日本的经书都是汉译本，于是自然就学习了汉文。他们在家庭环境影响之下显得更加自如，本身读过相当多的东西。而我，就完全不行了。”他跟着一个中国老师学汉语，读郭沫若的小说《叶罗提之墓》。“读郭沫若时，却全然读不出来。照着老师认真的样子读还是一点儿也不像。老师也不禁失笑” （靳丛林：《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

此外，短短一个月内，竹内像“旅游特种兵”一样，在当时公共交通设施并不发达的北平逛遍了“故宫博物院、中山公园、前门、景山、万寿山、长城”等景点。他最感兴趣的可能是在开明戏院看到的梅兰芳京剧，以至于第二次来北平时，还对这些演戏的男男女女念念不忘。

1939年，竹内好在北京。

这个时期的竹内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还很陌生，甚至分不清楚“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区别”。虽然竹内在此前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但其日记中也只留下了短短的一行“诙谐幽默，令人倾佩”而已。这次他把握机会，逛遍了北平琉璃厂和西单的书局，如“商务、北新、世界书局、文化学社”，其购买的书中有《胡适文存》、孙文的《三民主义》，以及各种报刊如《创造周报》《新闻研究》《小说月刊》《小说选集》《乐群》《小说选刊》《语丝》，还有古书籍如《四库全书》《十三经》《穆天子传》。此外，他还常去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寻书。如后所述，当时日本的“中国通”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其兴趣往往集中在古典文献之中。因此，竹内收藏那么多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令在北平侨居三年的汉学家池田孝道十分惊讶。这些后来被带回日本的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重要资料 （前揭熊文莉、靳丛林） 。

在这批约一百册的书目中，其中有一半是张资平的小说，其次是郁达夫、郭沫若。鹤见认为，“如果竹内第一次去中国旅行时不只是待在北京，而是去上海逛逛更好的书店，那么他的收获或许不止于此。因为当时中国新时代文学的中心已然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在那里，势必能够找到他日后长期重点关注的茅盾、鲁迅、胡适等人的著作”。同年10月，竹内的北京之行结束。

此次实地踏访与观察令他激动不已——“我的中国情缘由此开始”。但同时，竹内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焦灼与不安：“我的目的是要抓住中国人的心，自己去理解，哪怕能深入其内心一步也好。擦肩而过的男男女女，朝夕相处的公寓里的仆人们，对我来说他们充满了魅力，越是如此，我越是对与他们在内心深处所存的隔膜感到不安，感到焦虑。我感觉我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则，但是我抽不出这种规则。从经验上讲我确信这样一种规则只能通过文学来获得。” （前揭熊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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