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使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得更大量的有关更多人的信息，自己常常感到被迫要加以处理，甚至可能不得不一一回应，这极大增加了我们的信息负担。
其二，我们的线上社交关系并不能做到像面对面那样深入，所以我们并不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加深我们的关系，而是觉得能够利用社交媒体维持现状即可。
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往往由弱联系主导：虽然彼此的交流增多了，却并不一定导向牢固关系的建立。渐渐地，我们习惯于在生活当中依赖于弱联系而不是强联系。
最后，我们倾向于与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人互动，因此社交媒体实际上降低了人类交往的多样性。
有人利用社交媒体发展出一种与外界绝缘的媒介系统，在其中传达高度党派化的偏见。脱离了新闻伦理的束缚，这样的媒介系统通过精准地供应其听众想听的内容而蓬勃发展。
此外，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偏见的集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如此采取的行动非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念。
今天，社交媒体显示了一种强大的交流方式，这主要建立在两个特性之上：
首先是个人因素，此种交流发生在有个人关系的人或互相欣赏和尊重的人之间。
交流不再是无名的、面目不清的行为，也不是大众媒介的推送。交流者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父母。而相信同自身亲近的人是人类的天性，几乎是一种生存本能。
同时，利用网络节点+链路的结构，个体在社交媒体发布上的帖子具有到达全球受众的潜力，可以凭借传统媒介渠道难以实现的方式扩散信息。
其次是级数效应，它造成了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重复曝光和“病毒式传播”。
过去，人们也可以在小报版面上读到难以置信的故事、耸人听闻的说法。现在，同样煽情的标题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不同之处只是它们会反复冲击你的眼球，无论是经由分享、评论、热搜，还是被社交媒体算法置于信息流的顶端。
在此过程中，我们触发了策管信息流的算法。算法选取的都是我们赞同的事情，而那些似乎不符合我们偏好的信息则被抛掷一旁。
在社交媒体上，专业的及其他合格的新闻与未经核查的信息和意见混合在一起。
海量真假消息混杂直接导致了信息流行病（infodemic）的诞生
这倾向于加剧极化现象，同时会造就一种糟糕的局面：
人们可能正在失去将信息和意见予以区分的技能。
然而，必须指出，尽管一定证据表明，过滤气泡可能会降低多样性，但其实是人在推动自身极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同质化，并且倾向于与呼应自己信念的人们进行更多互动。
人们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比算法过滤造成的选择偏见要大得多。
我们可以把社交媒体定义为允许用户快速创建内容并与公众共享的任何数字工具。
当我们谈到网络的作用时，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即仅仅关注工具本身。
新媒介工具的全社会普及令人惊叹，数代人在交流技术的伴随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会追逐使用新的媒介工具毫不足怪。
从前，大家青睐随身听，然后每人都想要一台个人电脑，今天我们离不开智能手机。多年以来，我们把时间主要花在看电视上。而到了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我们最多的媒体活动都是在网上进行：看网络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或者把面对面交往变成在线聊天。
这些看上去都是工具的升级换代，
然而对工具的使用，却很少由工具本身来决定。当我们使用网络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同他人联系的接口。
麦克卢汉在其专著《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即讯息”，传播工具开创的可能性是最重要的讯息
我们想和他人联系在一起，这是电视那种广播媒体无法替代的诉求，所以我们终于通过社交媒体来满足这种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消费者选择将闲暇时间，用于观看短视频或阅读自媒体评论，而不是观看电视节目或阅读由专业人士撰写的媒体文章。
在这里，传统媒体行业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过其读者/观众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