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作者: 许知远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但他自己的愤怒，也是可以原地爆炸的。在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中国青年领袖颁奖会上，他选择出席，但却砸起场来毫不留面子，他说“活动太冗长了，我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假装点赞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移动新媒体时代的不合时宜者
在2012年的巡回系列讲座中，“云知道”携带者各自的新书《这个社会会好吗》、《时代的稻草人》、“味道三书”（《味觉现象》、《人民公社》、《第一宗罪》）同时售卖。而一路上，他们演讲和沙龙座谈的主题都是“知识分子”。
“微博改变中国”的热潮被迫已退。
那个时候，他们的话题还是微博，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谈到时下流行的微博，三位对微博都不太感冒，梁文道不怎么用微博，熊培云表示，通过微博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都是一些闲聊随笔。许知远认为，当下在微博上大家的语言表达能力“极速退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和朋友们无法正常地谈论，空间中充斥着这种声音。这种状况当然跟如此多的人群融入到互联网有关系。”
哪能想到，微博还没批判完，马上迎接他们的却是微信时代的来临，远远比微博更猛烈的狂风暴雨席卷而来。风雨飘摇中，他们就像是最后的贵族一般，虽然还有着雄心壮志，为荣誉而写作，正如许知远说的：“如果说过去为虚荣写作，虚荣来自于他人的肯定。那么，现在我们为荣誉写作，这种荣誉来自于我们自己已知的伟大的写作传统。”
微信时代。
但是，随之而来的蜂拥的自媒体、新媒体，迅速地360度无死角瓜分了意见领袖的地盘。更重要的是，自媒体迎合社会情绪、取悦读者，这些是他们死活都不会愿意降下身段去干的媚俗工作，他们成为这个10万＋时代遗老遗少一般，坚守着自我的文化价值取向，而是讽刺的是，怼许知远的文章，轻轻松松10万+，自己成为10万＋的下酒菜。在以10万＋论成败并作为终极目标的年份里，骨子里执拗坚守着文化精英意识的“云知道”飘在天空，如今成为被众人嘲弄是不合时宜者。其实他们一直没有变，变的是这个时代，而且变得太快了，让人应接不暇，“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年出来，在移动互联网上，就相当于半个文盲了。
梁文道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在场的各位多半是大学生，我强烈建议，你们首先要肯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你们如果关怀社会事物，也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一身份认定，意味着一个立场，一份承担——承担这一身份所给你的压力和责任。这种责任和压力不是让你抛弃草根大众和人民——你当然要关怀整个社会，影响所有的人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还要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讲品质的。思想的讨论和发掘，是应该建立在严格训练的基础上，态度应该是认真和严肃的。”梁文道认同的知识分子定义，是“你是否为思想而活”，与社会地位、职业无必然关联，“你可以是一个作家，可以是一个中学老师，可以是一个大巴司机。”
《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
作者: 钱理群
版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8年7月
“我们需要开创一个大的生命境界。”
但在钱理群总结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包装下，如今这些大学生已经蜕变了，
文艺青年的时代已经终结，思想、品质、严肃、关怀无人问津。中产阶层的焦虑成为时代的基调，阶层固化是表现形式，丧是底色，鄙视链是关键词。
当年那些文艺青年，或许正在学习使用或已经使用上了中老年人专用保温杯了。时代如今已经过渡到了需要靠“鸡汤”与“毒鸡汤”分别喂养的时代了，闪亮登场的是确实是属于罗永浩、Papi酱、咪蒙，互联网成为他们的舞台（许知远都怼过），甚至还是韩寒、郭敬明的舞台。
技术进步不会是末日
新技术浪潮已经推动了文化祛魅的完成，启蒙话语范式难以行之有效，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启蒙话语兴起十多年之后，除了那些装睡的人，其他的能叫醒的基本上都已经叫醒了。一方面是话语的被滥用，一些人不加节制地使用这些词汇，或故意的搅屎棍与抹黑，也使这些话语内涵变异，或者使它们一个个成为禁语。未来如何实现《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美]乔治·瑞泽尔著）是值得思考的。
《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
作者: [美]乔治·瑞泽尔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
“过高水平的消费，导致人们处于不可持续的消费窘境。”
精英意识被精致的利己主义围困，读者需求、用户体验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出发点，所以迎合情绪、极端表达、立场先行、娱乐至死、浅度思维成为普遍现象。这或许正是许知远乃至“云知道”始终鄙夷的“粗鄙化”的根源，也正是现在甚至连“公知”“精英”本身也成为了贬义词的根源。
不过，尽管移动新媒体的价值取向与舆论喧嚣造成了大量互联网信息噪音，但因此对技术的深深恐惧和悲观则也大可不必。正如批判许知远的长文里说的：许对技术的恐惧非常魔幻。他一方面持文化进步论，一方面认为技术进步将人类引向毁灭。更有趣的是他是学计算机出身并对Iphone上瘾，但他却不具备任何这个时代该有的“云思维”，更矛盾的是，上瘾说明了新技术是建构和贴合他欲望结构的，但他已经有了这个欲望结构，却像面对移植器官一样对待技术产品。
他在一篇专栏中这样抱怨：“我掉入了微信的陷阱中。如今我触碰这个白色金属物体（指Iphone）的时间超过了一切……我失败了，忙不迭地从书包与沙发里找出它，看看是否有人给我发了新的信息，或是朋友圈中有人贴出了新照片与文章，或是对我不久前分享内容的点评……”熊培云也在其公众号“思想国”中说到：“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我对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一点也乐观不起来。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刚用上互联网的时候，我也曾经高呼互联网的诞生是‘庶民的胜利’。时至今日，互联网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云知道”他们体现出来的对于新技术发展的怀疑，从BBS、博客到微博、微信，他们逐渐从拥抱者走到了怀疑者的角色。这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对于科技过分崇拜的担忧，甚至这种担忧有着预言者的色彩。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透过技术器物层面和信息噪音层面，我们可以可以积极地看到，互联网科技对于社会的持续性重构的伟大价值。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是一个必然要和已经被互联网和技术改变的时代了，2000年，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代表作《流动的现代性》中，从理论上为这个被互联网彻底改变的世界，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当前的社会已由过往的固态、厚重与稳定状态转为液态、轻盈与多变的特质，‘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