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体会他的工作程序是，反复读译本，找出要点作为注释之用标记出来，并在书的空白处作有限的批注与发挥，当某一部分他认为基本上弄清楚后，然后开始撰写，他总是先写出大致的草稿，他在从月历撕下的纸（纸质尚好）的反面上打草稿，草稿上的字迹极为细小密集，顶天立地写的满满的，每一页大约有2000余字。他还在草稿上反复修改，用红笔改来改去，别人是完全看不清的，这样的草稿共有28页。当草稿完成一个段落后，就边誊写、边思考、边改正落实到正式的稿纸上去，如此一页一页推进。《指要》虽是有待完善的初稿，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他的作品一贯求真的追求和文字表达的特色。如果上帝再给他几个月的生命，那肯定是另一番景象了。他多么渴望他也能如他最推崇的黑格尔说的那样：“一本属于现代世界的著作……就应该让作者有自由的闲暇作七十七遍的修改才好。”[1]
杨工总算踉跄地度过了2016年，2017年元月15日是他的90岁的寿辰，元月25日是我们的钻石婚的日子，虽然2016年第四季度我们的生存状态很不好，但还是期待来年有一个好的开局，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来庆贺自己生命中的两个节日。
二
2017年一开年，接踵而来的就是我们最意想不到的不幸的日子。2017年元旦是法定假日，与双休日构成小长假，下着小雨，天色灰蒙蒙的。元旦的早餐，我特地煮了水饺。杨工还是如往常一样坐在他的书桌旁，有时翻翻唐诗宋词。由于头一天解除了多日来便秘的苦恼，他的精神稍好一些。后来赵林博士来了，我连忙从书房中叫他出来，他推着助行车在门口迎接，心中很是高兴。赵林非常关心老师的健康，觉得老师更消瘦了。我特地拿了老师写的《指要》底稿和誊写清楚的13本书稿给他看。赵林很感慨地说：老师太辛苦了，不能再这么累了。送走赵林，杨工回到书房，他在2017年1月“今日元旦”的红色日历页上，用铅笔写下了“赵林来访”四个字，谁料这竟是他一生最后留下的字迹。元旦晚上，我们还颇有兴致地看完了新年晚会。
元月2日仍是假日，雨有点大。上午10时杨工没有像往常一样到书房去，也没有说有什么不舒服，他独坐在木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默诵唐诗。就像我喜爱古典音乐一样，传统文化古诗词成为他的最爱，充当着他艰苦思维转换的精神调节素。
我端个小椅子坐在他旁边，我与他讲我打字过程中对书稿的感觉，就是注释太多，相对自己评论较少，还有就是有的句子太长太拗口，他表示修改时再处理。在短短的接触中，我发现有热浪袭来。我慌了，连说，你发烧了，你发烧了。我马上给他量体温，腋下竟有38.9度。可以说，我完全是偶然发现杨工发烧的，他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也不咳嗽气喘，外面下雨又冷，又是假日，行动不便。我想即使设法送他到校医院，当时只有一个值班医生，肯定会让转院的，这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办的事。现在想来，主要还是我对高龄突发高烧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就先在家观察吧。经服用剂量较大的维C银翘片，多喝水，冷毛巾敷额，还服了一片我上次发烧留下来的退烧片（瞩38.5度以上用一片）的简单处理，烧慢慢退了，他还是坐在木沙发上。我劝他到床上静养休息，他同意了。11点钟左右，前哲学学院院长、现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捧了一大束鲜花来看望。杨工对郭说：“肖老师发现我发烧，先是38.9，后降到38.3，现在是37.5。”他言语清晰，呼吸平稳，感谢郭来看望。我把花抱给他看，他露出喜悦的笑容。多少年来，无论在任或不在任，郭齐勇教授都保持了这种对长者的心意表达。谁知他竟成为最后一个给杨工送花的人！这一抱花至今仍放在窗外花架上。人已离去，花已枯萎，包装纸已褪色，我却不忍丢弃。当天下午和晚上没有再发烧，出汗多，不停地喝水。我给他用热水擦身，全部换上干净衣服。中午与晚上都是照样坐在桌子旁用餐的。吃的小米粥，蒸蛋羹，还有菜心，榨菜。他没有什么不舒服，自己洗漱上床休息。
元月3日，我非常关心杨工第2天还烧不烧。那天杨工起得比较早，他还像往常一样将全部窗户打开换气，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我听到动静连忙劝阻他，说你才发高烧，千万不能一大早再受冷空气剌激，不能再着凉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唉！元月3日上午又烧到39.2，比头一天还烧高了，也没有别的症状，我心里有些着急。天在下雨，虽然校医院已正式上班，也没法去，还是照样观察处理吧。到了下午烧又退尽，晚上也没有再烧。他的精神也没有明显改变，还具有生活自理的能力，自己淋浴换衣就寝。只是站着穿睡裤跌了一跤，他自己还不好意思地说我的脚不稳，好在跌到没有造成伤害。发烧第二天，我还没有把病情看得很重。他在床上静卧休息时，我继续帮他打字。元月3日这天是我在他出事前最后一次打文稿。
元月4日，下雨，上午又烧到 38.8。我开始忧虑，这是连续3天上午高烧了，虽然没有什么症状，总有潜伏的炎症才会这样的。我去请校医出诊未成，请求开了抗生素头孢克肟用上了，继续用维C银翘片，下午烧又退尽了，晚饭坐在桌子上吃的。我们历来都是分食，饭菜都是一分为二，各自包干。那天，杨工还面带微笑地到我碗里来拈青菜吃，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微笑。晚饭时他对我说：“我这次三天发烧，又是你救了我。”他可能以为，加了抗生素不会再烧了。这是在病情急转直下前，他对我说的唯一的一句完整的话。亲爱的杨工，你是多么热爱生命啊，你以为自己没事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泪水夺眶，我没能救住你啊！那天下午还有一件事，考虑到他昨天淋浴时跌到了，不安全，我给他准备了一大盆热水，还放着一个随时可以添加的热水瓶，我帮他擦洗了后背，我让他坐在小椅子上自己继续擦身，再泡泡脚，他说好。我就做饭去了，没多久，只听到他大声呼叫我，快来，快来呀！哎呀，我一看水漫金山，他说怕把拖鞋踩湿，就把脚踩在盆子边上，打翻了水盆。我生怕水漏到楼下去，眼快手急地赶快抱着一大堆破布甩在地上吸水，一面帮他擦干双脚扶他上床半坐着休息，安慰他没关系。再用大洗把把地上的水一点点拧去。杨工心中好像有点歉意，也没有说话。我只希望明日别再烧，压根没有考虑有什么意外的险情发生。
元月5日，这是一个令人恐怖和窒息的日子。在熬过3天非持续高烧后，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时刻来临了，杨工病情急转直下，命悬一线。我一般睡觉很晚，零点时我看了一下他，睡眠没有什么异常。早上6点天还没有亮，杨工就在穿衣起床，我说天未亮，多睡一会，他又继续睡了，我摸他的前额有点冷汗，没有引起注意，只是感到不烧了。过了一小时他又要起床，我又劝住了他，后来快8点时，他自己把衣服都穿好了，说要小便，他下床时先坐在床边上准备站起来，突然滑溜在地上，他起不来，我拉不动，还是打电话请钟点工来抱他上床的。我还以为是发烧致身体虚弱所致，并没有想到病情的严重性。他上床后，神志清醒，示意要求枕头垫高一点，看来平卧已经不行了。体温36.7，是不烧了，我喂他一杯水，问他要不要吃点小米粥，他点头同意了。第一口很配合，第二口就不吞了，我一看情况不对，吓坏了，这时已是9点，连忙打电话给赵林，他一般不在校，刚好这天在。我请他到校医院开转诊单和直补单，他说还颇费了一点周折。我一面叫120急救车，9点半担架将杨工抬下楼进了救护车。我当时觉得这下有救了，万万没有想到，120的医生说情况非常危险，瞳孔散大80%，血氧饱和度仅有20%（正常在90%以上），这真是晴天霹雳，怎么会这么严重？120医生紧急鼻孔插管给氧，并静脉输液，我看到血氧在上升。陪同我的赵林看到我浑身在发抖，而我并没有意识到。120直奔中南医院抢救科，二话没说马上气管插管，没多久，瞳孔总算有了对光反应，血氧也达到80-90%，血压也上去了。我以为杨工命大，已经逃过这一险境呢？
接着。抢救科马上送杨工做CT，不让我进去，全靠熊汉莲老师陪同，扫描结果发现肺部感染呈弥漫性分布，非常严重，很多部位呈网格影，片状影，有的肺组织影像呈葡萄那么大的全白色，这种CT表现俗称“白肺”，有点像“SARS”，又不是SARS。CT医生看到这个结果直摇头，这预示着极其可怕的结果。抢救科诊断为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立即下了病危通知。现在想来，那三天发烧是不是他的机体在与病菌作殊死决战呢？是不是年纪太老，长期劳累，免疫力低下，没有表现出局部症状，肺部感染却迅速蔓延扩散、直达致命的感染性休克呢？三天高烧他没有得到及时的医疗救治，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痛苦、悔恨与遗憾啊！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刻、那个环节、有什么法子能阻断这种悲剧的发生？这是我心头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结，虽然我自己也是高龄，又是大病初愈，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啊！
希望并未泯灭，抢救科工作是有效的，科主任要我们转到重症监护室（ICU），她已经给医院各部门打了一圈电话，实在没有床位。还是赵林脑子快，说“找领导”，刚好哲学学院党委正副书记陈祖亮、徐萍正在中南医院看望资深教授，二位书记连忙来到，陈书记直接与中南医院院长联系，才马上住进仅有的一张ICU病床。接着我用微信紧急告诉在巴黎的女儿爸爸病危，她以最快的速度于第3天（元月7日）赶来病房，两年多未见的父亲一下子这样危险，她心痛不已！她本来已经买好1月14日抵汉的机票为父亲庆生的，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虽然父亲发烧的事子女都是知道的，天高路遥他们也没有主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