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修复：河流与海洋的故事 |《腾云》67期精选

钟表馆展览前汹涌的游客——西方科技在明清两朝的“输入”，其中一个成果就是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皇家钟表（摄影/严明）

钟表的修复技艺也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需持续维护，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原做钟处的工匠徐文璘成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培养了徐芳洲、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1977年王津师从马玉良。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至今，清宫钟表修复，已经传了三百多年。

故宫收藏青铜器一万六千多件，是中国青铜器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源时期，许多制度、思想，都是在青铜时代逐渐完善。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指的是周礼，周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就是青铜器。青铜器不仅承载了中国的文化，也承载了中国在国家制度化建设方面的理念。历代宫廷都有意识地收藏先秦青铜器。在此过程中，金石学也在不断地发展。

明清及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分四大流派：北京、苏州、潍坊、西安。其中，吴地自春秋时期就开始冶炼制作青铜器，北宋时青铜器的仿古技术已达极高水准；西安是文物大省，出土有大量西周青铜器，青铜器上的文字是研究重点，所以西安流派注重青铜器文字的修复、补刻、伪刻。

而北京作为皇权所在地，是天下技艺的汇聚处。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负责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仿制、修复青铜器，其技术不断完善，日趋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艺规范的传统手工技艺。

上：钟表组王津与徒弟亓昊楠（摄影/严明）

下：修复文物的工具（摄影/严明）

到了晚清，皇宫许多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文物流散在外，造办处的匠人也大量迁转出宫。光绪年间，造办处一位专事修复青铜器的、绰号“歪嘴于”的工匠出宫后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开设“万龙合”古铜局，以修复青铜、金银、陶、玉石等器物为业。1911年，于师傅去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继承师父衣钵，改“万龙合”为“万隆和”古铜局，开创民间“青铜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铜张”派。如今故宫文物科技部铜器室的修复，即是传承自这一支。

1952年，故宫成立铜器室，古铜张派第三代传人、当时在天桥做古铜铺的赵振茂，经人介绍来到故宫，将这项传统工艺又带回了紫禁城。

青铜器修复技艺，辗转经历入宫—出宫—入宫，折射出晚清皇室覆灭、皇家工艺及赖以为生的手艺人也随之流落民间的一段隐秘历史；也书写了皇家工艺与民间工艺之间的根脉相连： 各地的工艺百川归海，汇集于皇城。 遭遇鼎革大乱又返藏于民间，直到下一个盛世，复归于大海。

和作为庙堂重器的铜器室不同，裱画摹章组的成立，则别有一番文人惺惺相惜，风流雅致。

纸寿千年，卷寿八百，自有书画始，便有装潢。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可以判断，这项手艺至少在晋朝就已存在，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裱画技术在唐初具规模，至宋徽宗宣和年间的宣和式裱已臻成熟，自宋传承至今，变化不大。

故宫的裱画修复至清还有，而民国无。195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专程到上海，约请几位书画修复高手北上，包括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斌、古书画修复大师张耀选等数位技艺精湛的南方裱画师， 于1954年共同组建了文物修复厂裱画室，奠定故宫书画修复的基础。

严格地说，装裱只是书画修复的一部分，先修再裱，准确叫法应该是修复与装裱。裱画分南裱和北裱，南裱的主要代表是苏 (州) 裱和扬 (州) 裱。南裱素净淡美，有文人气。北裱富丽堂皇，较大气。两派从工具到形式都有区别。1954年故宫装裱的第一代为南裱之苏裱派。选择苏裱，因为乾隆年间宫中书画几乎都是造办处去苏州装裱。

修复技艺的地域之分和气候有关，虽然故宫裱画室老师傅都是南方人，但要适应北方的气候，在某些工序上不免有所改良。所以，故宫的修复与装裱，除了宫廷裱独有的风格之外，也是南北的一个融合——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故宫犹如大海，天下技艺，百川异源，皆归于海。

那是个领导甘愿为专业人士服务的时代。博物院给老师傅们每月开出一百多元的高额工资，远高于当时他们所在的文物修复厂厂长。即使到了全国吃不上饭的六十年代，故宫里在开荒种菜，顶级工匠仍然受到保护，1960年到1962年，一定级别的干部一个月额外发白糖、黄豆、鸡蛋，仅裱画室就有张耀选、杨文斌、张兴顺三人每月领取糖票、蛋票，被称为“糖蛋干部”。